第980章 家访

张伯苓有些气愤道：“我刚从成都回来，听四川省立博物馆的冯汉骥馆长说起一件事。冯馆长前几天收到一封举报信，状告张正权肆意毁坏涂抹敦煌壁画，已造成无法挽回之巨大损失。”

整个全面抗战期间，教育经费仅次于战争经费，甚至远远高于发展农业和工业的预算。

这是张大千一生难以抹去的污点，周赫煊在穿越前略有所知，但并不了解具体的情况。

虽然学生们普遍吃的是垃圾伙食，但至少能勉强吃饱饭，至少能读书不是？这方面真不能苛求太多，毕竟国家财政困难，光是每年养学生的钱就够养几个精锐师了。

“此事属实吗？”周赫煊问。

“一点心意而已。”周赫煊说。

特别是在大学里面，国府大肆推行党化教育，并强迫学校领导集体入党。这让追求学术自由的先生们如何能忍受？

“不管如何，明诚此举都是帮西南联大解决了实际困难。”张伯苓道。

当然，战时教育从整体来说成果显著，但对具体师生而言就是各种弊病。工资太低、吃得太差、条件太苦……老师和学生们有太多可以抱怨的地方。

两人好久不见，各自聊起近况，又谈了一番时局，以及教育界、学术界的各种趣事。

贷金制和公费制，让无数贫寒子弟能够免费读中学、读大学，这种情况在战前是不可能出现的。后来60年代到70年代的社会中坚力量，不管是新中国还是台湾，大部分都受惠于战时教育的贷金制和公费制。

张伯苓说：“暂时还不知真伪，但写信告发者亦非无名小卒，恐怕不会轻易的信口开河。张正权此人跟国府要员交往甚密，更与于右任先生是至交好友。在没有取得足够证据的情况下，无人敢动他，甚至都不好直接登报谴责。”

于是国府采取“贷金”制度，说白了就是给学生发放助学贷款，这些贷款其实是不用偿还的。到后来，“公费生”取代了“贷金”制度，公立高中等学校直接由政府负责养学生。

这种教育工作不仅是在大后方进行，国府还在日本占领的沦陷区，建立了102个教育指导区，涵盖18省6市。派遣大批教育干部奔赴沦陷区，从事公开或秘密的教育活动，联络吸收敌占区的中小学教师，消灭抵抗日本人的奴化教育，并积极引导沦陷区的中学毕业生到大后方来上大学。

突然，张伯苓问：“明诚可认识张正权？”

可以想象当年的情景，从国府高层到社会底层，中国人在咬牙坚持抗战的同时，拼尽了全力发展教育事业。就好像一个穷苦人家，在外面受欺负，家里也饿着肚子，却勒紧裤腰带供孩子们读书——似乎这样就能看到一丝对未来的期望。

张正权就是张大千，周赫煊道：“曾在天津见过一面。怎么了？”

所以陈立夫后来才有底气说：“我自问七年教育部长，对得起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