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的是从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前后到一九〇四年前后这二十多年。中法战争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登上历史政治舞台。中日战争后改良派发动变法运动失败。一九〇五年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所以，本书所写的二十多年，恰好是一个段落，改良派在这段时间里，积极地进行了改良的活动；同盟会成立以后，历史已是属于革命派的了。但本书实际写作时间，是在这二十多年的最末尾。那时，改良的希望早已破灭，新的革命高潮正在迅速到来，封建专制制度已经是命在旦夕，无药可医。作者在那样的时候，回顾总结二十多年的历史，心情是悲凉的。他声称：“不知此茫茫大地，何处方可容身，一阵的心如死灰，便生了个谢绝人世的念头。”（第一回）他把一切黑暗和丑恶的现象，统称为“怪现状”，表明他已经很难理解这个世界。结末赞语道：“悲欢离合廿年事，隆替兴亡一梦中。”更是无可奈何，只好视同空虚的一梦。
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是当时中国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书中都提不出任何正确的解决方案。妇女问题，家庭制度问题等等，作者都自以为提出了解决的方案，并且俨然自命是进步的方案；而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解决，其中有不少方案根本就是有利于反动方面的。这种情况，作者当然也不会完全意识不到，所以到底还是没有出路，只好以“交代明白，翻身就走，一直走到深山穷谷之中，绝无人烟之地，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去了”（第一回）了之。
<b>二</b>
可是，交代并未明白，翻身就走也走不掉，我们随后发现作者并不是在什么“深山穷谷之中，绝无人烟之地”，而仍然是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还写了许多小说。《上海游骖录》写于本书之后不过几年，在那里，作者就是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攻击的对象。作者在那部小说的跋文里说道：
所以，谴责小说对于革命的、爱国的、对未来抱有希望的读者，固然可以有积极的作用，如前所述；可是，对于别一样的读者，作用就很不相同。作者揭露了那样多的黑暗和丑恶，而对之莫可奈何，这就当然也可以引向妥协，正是所谓“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
封建皇朝自己早已腐朽，受着农民起义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冲击，又有资产阶级化的地主对它起着离心和瓦解的作用，促使它更加腐朽，更加动摇。这样的政权，当然不可能有效地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第十四回写南洋海军整个系统内上下成风、朋比为奸、无孔不入的贪污，把战斗力腐蚀干净了。中法战争时，驭远号兵轮的管带，远远看见海上一只船，疑心是法国的兵船，逃走都怕来不及，自己开放水门将船沉下，大家乘了舢板逃命，而事后捏报“仓卒遇敌，致被击沉”云云。中法战争当中，清朝的南洋海军就是这样覆没的。可是十年之后中日战争当中，清军在朝鲜平壤的失败，情形就更为可耻。第八十三回写叶军门在平壤被围，公然亲笔写信给日军方面，请求日军“退开一路，让我兵士走出，保全性命，情愿将平壤奉送”，这样地通敌乞怜、放弃守土之后，又“捏报了败仗情形，分电京津各处。此时到处沸沸扬扬，都传说平壤打了败仗，那里知道其中是这么一件事”呢！
这个亦官亦商、由官而商的吴继之，在官场中照样地贪污，理论是：“你说谁是见了钱不要的？……历来相沿如此，我何犯着把他叫穿了，叫后来接手的人埋怨我？只要不另外再想出新法子来舞弊，就算是个好人了。”（第十四回）他认为世界的本质是丑恶的，全靠骗局来维持；对付之道，在于知其骗而不揭破之，实际上大家一起为恶，同时又大家互相欺骗；人生的意义就是“在世界上混”，做人的要义就是“不要讨人嫌”。（第八十六回）这种腐臭的市侩哲学，教人同流合污，推波助澜，照样干坏事，还自以为有资格笑骂别人。
一部分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转化，对于封建统治，起着离心作用和瓦解作用。本书的一个特色，是鲜明地把“做官”和“经商”对立起来，写“官场”不是人干的，而“商场”尽管也有“怪现状”，还是比“官场”干净。已入“官场”而坚决要出来的吴继之，未入“官场”而坚决不愿进去的“九死一生”，都有一条似乎很值得骄傲的道路可走；这道路不是《儒林外史》所指出的做隐士，也不是《红楼梦》所指出的做和尚，而是去“经商”。这种商人，不是封建社会中一向为贵族官僚士大夫所鄙视、自己也很自卑的“市侩”，而是公然以“经商”的身份自豪，傲视做官，傲视科举，傲视一切假名士和滥文人，正在通过商业资本的途径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地主。这种社会力量，正是改良主义的基础，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文学作品当中，还是第一次出现。
吴继之的市侩哲学，是以他为中心的那个集团中许多人的指导思想。“九死一生”的堂姊告诫“九死一生”道：“据我看继之待你，那给你馆地、招呼你一层，不过是朋友交情上应有之义；倒是他那随时随事教诲你，无论文字的纰缪，处世的机宜，知无不言，这一层倒是不可求的殊恩，不可不报的。”（第四十二回）“九死一生”果然恪遵这个教训，忠诚地为吴继之服务，做他的幕客，做他的经理，做他的私人秘书，做他的侦探，甚至扮作他的家人，跟他进考场，代他阅卷。书中写这些服务，都写得扬扬得意，似乎是十分光彩的事情。
而况，太平天国革命尽管被镇压下去了，农民起义的浪潮仍然不断地在冲击着封建统治的基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更是给予封建统治以严重的打击。第八十回至八十一回写成都一个江湖术士的骗局，竟然震动了全省的官僚，弄得“到处风声鹤唳”；第五十八回至五十九回写广州传来一个万寿宫地下有人埋炸药的谣言，把全城文武官员吓得神经错乱，都可见统治者虚弱和恐惧到了怎样的程度。
今日之社会，岌岌可危，固非急图恢复我固有之道德，不足以维持之；非徒言输入文明，即可以改良革新者也。意见所及，因以小说一体畅言之。
“九死一生”在吴继之一手教导和培养之下成长起来，终于成了怎样的一个人呢？把第八十五回所写的他初次到妓女林慧卿家，同林慧卿油腔滑调地开玩笑那个片段，同第一百零八回所写的他到宜昌去奔伯父的丧，伯母一班人怀疑他来争遗产，他横眉斜眼地对付她们那个片段，合起来一看，我们就看到一副“才子＋流氓”的形象。
这二十多年历史的开端，已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之后。书中没有写到太平天国革命，可是，第四十回吴继之、文述农和“九死一生”三人填词题《金陵图》，不约而同地都写得凄凉哀怨，说什么：“几代笙歌，十年鼙鼓，不堪回首叹雕零。”说什么：“最销魂红羊劫尽，但余一座孤城。”三人词中，充满了“台倾”“馆寂”“鬼啸”“磷青”“荆棘”“铜驼”等类的字样。这些虽然表现了统治阶级对太平天国革命的仇恨和诬蔑，但也反映出伟大的农民起义对于统治阶级的打击的沉重。尽管所谓“同治中兴”大吹大擂，但统治阶级的人们只要一回顾这个曾经是太平天国革命首都的城市的历史，便不自禁其战栗和哀伤，哪里有真正的“中兴”的自信？
吴继之和“九死一生”，是本书当作正面人物来写的最主要的两个，至于其他几个，更不必说了。
但实际上，二十年的历史当然不会是一场梦，而“怪现状”也无非是垂死的阶级和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必然的现象。我们从大量堆积的“怪现状”当中，仍然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出二十多年历史的面影。
作者写不出真正的正面人物，因此，对于当时中国所遭遇到的各种问题，也就不可能提出正确的答案。怎样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呢？书中正面人物之一王伯述说，只要上下齐心协力，认真办事，节省虚糜，认真建设国防就行。（第二十二回）多么微弱的声音！第六十七回写一个帝国主义分子，第八十一回写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驻重庆的领事，还把他们写成支持中国人民反抗官吏的压迫，为中国人民请命的样子，可见幻想还是多么大！怎样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呢？“九死一生”对于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很赞美，认为吴继之之所以能身在官场而独不卑污苟贱，就因为他家里收的田租多，永远得不到差使也有的是钱用，用不着卑污苟贱地去弄钱。（第五十一回）王伯述认为，改造政治要从改造读书人着手，改造读书人的方案只是请政府设立各种讲求“实学”的专门学校，以及宣传推广种种讲“新学”的书，有“实学”知“新学”的读书人将来出来做官，政治就会好起来。这里面，连对于封建专制制度的某些温和的修正都没有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