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城与名人
《楚辞》中和政治关系不大的，为屈原整理、加工的民间创作《九歌》，这些祭祀鬼神用的乐歌，《湘君》、《湘夫人》，以深刻的关心和同情歌唱这一对湘水配偶神，彼此热烈相爱而终无缘会合，写得悲怨缠绵，如泣如诉，颇有艺术魅力；《少司命》职在掌管子嗣和儿童，这位一手仗剑，一手抱着幼儿的美丽女神，充满了人性和爱；《东君》为太阳神的乐歌，是对光明的憧憬；《山鬼》则又是一个善良美丽的女性形象，爱情的真挚热切、率直缠绵，读来清新而幽艳……
长沙人真正所谓看破红尘，执著于艺术者，要数唐代的和尚怀素。怀素为酒徒，常喝得酩酊大醉，放荡不羁，超逸脱俗，曾将用坏的笔集成一堆葬在山下，做成坟丘状，号称“笔冢”。寺院里种有万株芭蕉，和尚便在芭蕉叶上写字，称寺庙为“绿天”。洒酣兴起，常常提笔而出，无论墙壁、器具、衣物或别人穿在身上的衣衫，碰到什么，挥笔就写。“其草书潇洒超逸，并无狂怪习风，行笔从容不迫，有如庖丁解牛，平淡天真中枯润交错，似全无法度，却极具法度，挥洒从容，游刃有余，真个是人也逍遥，书也逍遥，其笔意只能领悟，却无法摹仿。”
谈屈原、贾谊、怀素，让人不能不想到南宋词人辛弃疾。想起辛弃疾，不能不想到那气似奔雷，雄深雅健的词章——“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以及“溪头卧剥莲蓬”的无赖小儿。
辛弃疾锐意抗金，持论劲直，不为迎合，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期，绝不尸位素餐，庸庸碌碌，虽受投降派压制，仍雄心勃勃。孝宗淳熙六年，调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期间整顿乡社，弹劾贪官，浚筑陂塘，兴办教育，影响颇大的事，是他在长沙“奏乞别创一军，以湖南飞虎为名。军成，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
辛弃疾选择五代马殷所建营垒的故基，创建新营，限期一月完成。时值秋雨连绵，所需20万片瓦无法烧制，于是他便下令两天内每户献瓦20片，给钱100文，20万片瓦如期凑齐。营垒所需石材量大，他则调集全城囚犯，到长沙城北驼咀山开凿，按罪轻重定量，凿石量多质好者可以赎罪。囚犯拼命取石，所需石材也如期凑齐。营垒筑成，则募步兵2000，马兵500，皆壮健勇武之士。辛弃疾又派人到广西购战马500匹。骏马强兵、兵器精良，并加以严格训练，飞虎军士气旺盛，骁勇善战，大有辛词“壮岁旌旗拥万夫”的气势。此军维持了数十年之久，金人称为“虎儿军”，十分畏惧。
韩作荣
忧患与别离
长沙作为屈贾之乡，屈原、贾谊的“伤心”处，楚湘文化初始便带有一种悲壮、忧郁的色彩，也透露出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骨子里的参政意识和修身、格物、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和雄心。www.Pinwenba.com屈原的《离骚》，篇名就是“遭遇忧患”、“离别的忧愁”之意。这位楚王朝的远房宗室、左徒，自称为古帝颛顼的后代，以香草、美人、明玉为喻，将自己刻画成“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涉江》）的艺术形象。屈原是位政治诗人，其诗也是政论性极强的“政治抒情诗”。《九章·惜往日》中的“受命昭以昭时”，“明法度之嫌疑”，便是直写楚怀王让屈原制定“宪令”、修明法度、举贤任能的政治变革。
屈原，这个身上披着江离和白芷，把秋兰连接成串作为饰物的人；赞颂唐尧、虞舜、夏禹诸先贤，鄙视桀、纣恶行的人；痛斥党人、奸佞，绝不与之同流合污的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人；求绳墨与规矩之正道，宁死也不苟合求容的人；愤懑历兹，悲叹生不逢时，用柔软的蕙草揩抹眼泪，泪却滚滚而下沾湿了衣襟。
《离骚》的艺术成就，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浪漫主义的艺术形态，开创了楚辞，树起了诗歌新的里程碑，其“神高驰之邈邈”，于高空下望，仆从伤悲，马也裹足不前。然而，去不忍，归故国而无“美政”，他只好投水而死了。《离骚》阔大恢弘，波澜起伏，气象万千。可中外诗史中第一个自杀的诗人，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或许因弃疾豪爽、尚气节，识拔英俊，在词家争斗秾纤，珠圆玉润，四照玲珑之时，辛词却胸有万卷，笔无点尘，激昂排宕，不可一世，其不平之鸣，随处辄发的英雄语，抚时感事，磊砟英多，“绝不作妮子态”，其词虽也间作妩媚语，也是豪迈中见精致。所谓“词人合一”，词豪，是其胸襟磊落雄豪所致。
然而，屈原投水，贾谊年仅33岁便忧伤成疾而死，怀素又把自己给了酒和艺术，人已与冢中的笔无异。辛弃疾呢？任湖南安抚使仅一年，便被调离，其痛楚惜别，曾写下“盈盈泪眼”、“日暮行云无气力，立尽西风雁不来”的忧伤愤懑之句。
或许，这些早年致力于经邦治国、兵马戎机的艺术家，以其忧国忧民的作品和身体力行的政绩，孕育了湖湘文化最早的胚胎，亦养育了一个民族的精神。
湘人精神
湖南近代史上曾出现了一大批政治家、军事家。
“不忍”离去，却彻底离去了。
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诗人；政治家的愿望与诗人的理想合一，这是儒家人生哲学赋予中国诗人的一大特色。正如有论者指出的，“政治家的身份与诗人的身份的奇妙结合，正是多数中国诗人的突出形象。诗成了发泄官场失意的工具，成为历史和政治活动失败的安慰”。“正变美刺、咏史述志、吊古怀旧、官场酬往、交游赠答”，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痛苦、悲哀、离乱成了诗人的养料。诗，常常成为灵魂的避难所，幻想治国、平天下的诗人从不拷问自身，照样活得潇洒风流。
选自《东西南北人》，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韩作荣，1947年生于黑龙江。
可屈原自杀了，在一个“礼崩乐坏”、“争于气力”的血肉杀夺的时代，他向天发问，提出170多个“什么与为什么”，他的伟大，便是敢于问“天”，这是对一切道德-历史价值根据的质问。在儒学的一重世界里，天道即人道，天人合一，“天”不言，君王代天立言，实际上，屈原向“天”发问，已体现了他对信念的怀疑、绝望，对现实的绝望，对自身生命的绝望。在《悲回风》之中，这“临乎绝望”之音，“将沉渊之绝笔”，“心絓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整个信仰的生命被猛然抛入虚无的深渊，过去的信念和理想不再可信，而深渊的彼岸又是荒漠和虚无，诗人无路可走，不得不自杀。
屈原之后的贾谊，被贬后被称为贾长沙，亦是一位“政治家”。上《治安策》批评政治；写《过秦论》分析秦之成败得失；俟罪长沙，写《吊屈原赋》，以屈原的遭遇比况自己，抒发胸中愤懑。其著名的写猫头鹰的《鵩鸟赋》，在文学史上颇有价值，为骚体诗发展为汉赋的代表作，系“出风入雅大文章”，其中仍充满着对人生、社会的理想和哲思，自己怀才不遇的不平情绪和不妥协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