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山水（6）
广济人更有一种奇妙的称谓，未婚的年青女子被他们叫做妈儿，妈字的阳平音加儿化音。这样的称谓，每每让周围那些县里的年青女子害羞不已，同样的语词，同样的发音，所指的却是女性*。后者更奇，母亲被叫做咩，父亲则被叫做伯。民间代代相传，之所以这样叫，是因为担心生下来的儿子不好养，万一有前生前世结下的冤家，变做鬼魂前来寻仇，好使其分不清人与人之间的嫡亲关系，而无从下手。一句称谓，透露出内心深处类似黔驴技穷般的无奈。但在那些置身度外的人的眼里，却成了不光彩的伎俩。
汉楚地域方言实在太多，每个县有每个县的特殊说话，甚实在同一个县里，上乡的人听不懂下乡的人说什么。一个地域的方言变化太多，会让外来者觉得无所适从，这显然是清王朝派到汉楚地域的大员张之洞，慨叹“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的前因后果之一。这一点，可以从我们故意用所谓“英语”招唤服务员时，堆积在服务员脸上的疑虑与防范中得到印证。
相聚的时候总有许多失落的往事回忆不尽。那条当年的战备公路，多数路段是由乡土老家的人修筑的，只有那些使人望而生畏的地方，浙江佬才能大显身手。据此断言乡土老家的人不勤奋不勇敢，显然与事实不符。况且在随之而至的修水库，改河道，挖水渠，等等被政治高压所驱使，企图改天换地的生产活动中，乡土老家的人甚至凿开了更高更险的山山岭岭。当然，说到底他们做这些事情时，是被动和不情愿的。
那位叫张之洞的大员不经意间说的一句话，被一代代的人当了真，弄得天下人都以为这地域上的芸芸众生个个都是人精。乡土老家有句俗话：灵醒人从不说别人苕，苕的人从不说别人灵醒。诸如此类，当他们说浙江佬苕时，难道不是正在暴露自己本性中的苕吗？说到人精，有句在省内长盛不衰的话：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黄陂、孝感、汉川三县，正好围绕着位于武汉北边的汉口、汉阳两大城区。汉口六渡桥或汉正街的居民，被公认为最正宗的武汉人。他们的前两代或三代，大多来自这几个县。那些没有在城内定居下来的人，也逐渐养成了靠城吃城的习惯，做起生意来，一点也不亚于城里的人。按照无奸不商的古训，既然入了生意门，就不应该将此生意人和彼生意人区别对待，在日常的历史中不管是礼遇，还是非礼遇，彼此都应该平起平坐。事实上却不能，这些亦农亦商的人，天生比只会坐店堂的城里人更能吃苦耐劳，不管生意大小、路途远近，只要有赚的就一定肯做，特别是黄陂人，走到哪儿聚在哪儿，硬是在汉语语汇里创出一个相关的歇后语：无陂不成镇，无陂不成市。
溯江而上，离武汉不到二百里，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县份，从前叫沔阳，现在改称仙桃市。沔阳是省内少数与前面几个号称人精的地方有得一比的县份。从性情上看，沔阳人更像吉普赛人。前两年曾经在一本杂志上读到，在俄罗斯的后贝尔加湖畔，居住着一群至今仍将沔阳话讲得十分地道的沔阳人。这些早已入俄罗斯籍的沔阳人，记得他们的祖先如何敲着三棒鼓，以沿途给人挑牙虫为生计，一步步地走完这千万里路程。
汉楚大地
楚汉思想散
这些年，走过的地方越来越多。也不知道是何原因，只要所经过的道路出现惊险，就会想起那些被称为浙江佬的人，在高山绝壁上放炮修路的情景。去西藏，去新疆，去云南，去太平洋彼岸的科罗拉多峡谷，去欧洲腹地的阿尔卑斯山脉，只要车辆长时间用低速行驶，只要同行的女性不再将柔曼的目光投向车外，小时候的见闻便如期而至。因为修战备公路，浙江佬才作为名词出现在乡土老家的日常词汇中。大约是当年修鹰厦铁路练就的本领，浙江佬一来到汉楚东部的大别山区，那些一向以为无法逾越的座座雄关大岭，便乖乖地任其摆布。这条路现在被称为318国道。更年轻的人，根本就不在乎那些咽喉要道是谁修出来的，如果有浙江佬一词从他们嘴里冒出来，百分之百是与在沿海一带打工的经历相关。
那时候，在乡土老家，浙江佬是一种传说和传奇。许多远离公路而居的人，男的挑上一担劈柴，女的带着几只鸡蛋，说是卖给浙江佬换点油盐钱。那些爱看热闹却又没有多余力气的老人，哪怕搜肠刮肚也要想出一门挨着战备公路的亲戚走走。所有人的心思都是一样的，就想看看不怕死的浙江佬如何用绳子捆着自己的腰，吊在云雾里，挥着锤柄近一丈长的腰锤，在悬崖绝壁上打眼放炮。
在这种传说与传奇的背后，还有一种公论：浙江佬太苕了！苕字是汉语言汉楚语系独有的。它有北方语系所说的傻的意味，又不全是。从语感上分析，湖北人每每用到苕字，相比北方人用傻字时，多了一种悲悯的质感。一条战备公路，不仅引来了浙江佬，还有广西佬。广西佬来是为了修桥。广西佬爱吃蛇，乡土老家的人也说他们苕。此时此刻所说的苕，已经是嘲笑了。
也是奇怪，不管是在汉楚本地，还是在外部世界，做小生意时的取巧会招来说不尽的骂名，挑牙虫则不会，哪怕后来明白是中了骗局，人们也是一笑了之。再也没有谁去大肆传播，要其他人接受教训，不要相信那些唱渔鼓的人说自己嘴里有什么牙虫。沔阳人也不明白自己如何一走就走到天远地远的俄罗斯腹地，好像惯于想事的心眼一点作用也没有，往哪里走全凭一双脚拿主意。
不随波逐流，不趋花向柳，所有与历史世事的契合，都是因为偶然中一时兴起，看上去几乎就是机会主义盛行，随风而去，随遇而安，实际上是受随心所欲驱使，那些既成事实往往包含着许多同自己过不去的成分。有谁还在这种后现代思潮风行的时代，仍在惦记着要纠正当年自己得到的造反派结论之名？
那一年，在汉楚之都，一个拥有百万之众的组织，愤而将中央*的几个要员抓了起来，惹下被称作“七二〇事件”的燎天大祸。事情的发端只不过是该组织梦寐以求地希望能够获得所谓左派即造反派的名分。三十几年过去了，这些人还没想明白，回过头来又要求有关方面为其平反，声明他们当年不是造反派，而是保皇派。当年被这个组织抓获的那几个人，就是将这个组织当作保皇派，而险些被万众踩成肉泥。
有这样一个笑话：一位女子在公共汽车突然打了身边男人一耳光，过了一会，女子又打了男人一耳光。女子下车后，旁人问起来才知道，男人发现女子短裙背后的拉链开了，便好心好意地替她拉上。男人因此挨了第一个耳光后，一边生气，一边自省，既然帮女子拉上拉链是不对的，那就应该让其恢复原状，没想到又挨了一耳光。想一想，这一实一虚两件事，难道不是异曲同工。有时候，汉楚之人就是这样为人处事。
记得年幼时夜间乘凉，听大人们反复讲述四个不同地方的人在一起比赛吹牛：河南人先说，河南有座少林寺，离天只有一丈一；随后的陕西人说，陕西有座大雁塔，离天只有八尺八；排在第三的四川人说，四川有座峨眉山，离天只有三尺三；湖北人最后说，湖北有个黄鹤楼，一半伸在天里头。湖北人一说完，独自将别人输的酒肉全吃了。
这种总不肯一去不返的记忆，想要兆示的意义，一直让我很难面对。
浸泡在乡情里的人谁个不会敝帚自珍！
在同一块地域上来往的时间太久，不知不觉中就会忽略个体和群体的秉性。直到某月某日某时，因为某人某事的触动，突然觉悟到某些个人生活的某些过程时，已经恍若隔世。二〇〇三年正月初九晚上，久离汉楚东部英山县的一群人，在武昌某处聚会。大家一致约定，不许说离家多年，早已学得十分圆熟的国语或流行于汉楚之都的武汉方言，只能用在乡土老家世代流芳，被我们戏称为“英语”的语言。
等到轮番开口说过，不用介绍，每个人在乡土老家的细小位置便能大致判断出来。县里有两条河，沿西河住的人，称母亲为姨的阴平音、并且保持音量略作拖长，父亲称作大；沿东河住的人，将母亲称作丫、父亲称作父。在汉楚地域，关于父母的称谓，不同县份叫法时常不同。与英山隔着一条西河相邻的罗田，叫母亲时也用与西河一带相同的姨，叫父亲时则与英山东河一带的人同样称作父。
这两个县在大别山区，出了山，紧靠长江的广济和黄冈两县又有区别。前者将父亲叫做爷，叫母亲时用的是地地道道的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