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军人的情操

五黄六月，天上似下火，地上像蒸笼，汗流浃背且不说，嗓子渴得直冒烟。知了可着喉咙嚎叫，聒得人两耳发懵。转过岭头不远，隐约听到窸窸窣窣的声响，尚未反应过来，就与两个日本兵迎面相撞，间隔仅十余步。双方先是一怔，随即就散开来，狭路相逢，毋容置疑，第一反应就是操家伙。

郝来顺一甩肩膀，挺起长枪冲上去，那个日本兵也端着枪扑过来。另一个日本兵是少佐，哇哇叫着奔向我。我本能地伸手拔枪，这家伙动作极快，就在我掏枪的一刹间，他的军刀已出鞘，只见寒光一闪，我身子一偏，那刀已在我眼前晃过。就听“哧啦”一声，我的武装带被砍断，手枪连同套儿一块甩出去。我的手无意中抓住了皮带的一端。当他回手举起刀时，我已蹿到了路边的麦地里。

这家伙家见我没了枪，胆子更壮了，紧追过来，双手持刀，稳步向我逼进。我一边挥动着皮带一边躲闪，心想，等他这一刀劈下来，先抽他一皮带，同时扑上去夺刀。无论身高体力，我都不弱于他。他似乎看出了我的意图，在刀劈下之后又迅速反劈回来，我正要冲上去却又不得不退后。他连续两个斜劈动作，速度、力度就有所减弱，我也能躲避得开。耳旁响起急促的刺刀与枪杆的撞击声，我顺势向那边瞟了一眼，只见郝来顺与那个鬼子兵一来一往地搏斗着。此时，我尚处于被动挨打，确实无法顾及他。

在城外一个较大的布棚前，四个手握*的士兵分列两边。棚里，一个戴眼镜的军官在给几个青年解说什么，我们走进去。

这是“黄浦军校第九分校”招生处，母校在四川，最近才从陕西临川迁来吉县。就这样，我们三个一同报了名。

军校的学科分5大类；有步兵科、参谋科、炮兵科、工兵科和通讯科。

我学步兵科，学科有《战术学》、《地形学》、《筑城学》、《兵器学》、《爆破学》5门。

3年的军校生涯把我散懦弱的习性磨砺没了，个子也长该了许多，一米八0。在这兵慌马乱的年月，有吃，有住，有事干，我已经很知足了。唯一不快的是思乡之苦，像影子一样缠绕在我的心头。

“听你俩说的。”

他俩几乎同时笑了。长脸的说：“既然同道，就是同志。认识一下，我叫陈剑南。”“我叫赵奕普。”两个人向我伸过手来。

我别扭地握着他俩的手，说：“我叫王丙乾。”我猛然想起吃抢来的馍馍时那狼狈相，说：“我搭里有干粮。”便取出黄面饼子。

他俩也不客气，接过饼子就啃。陈剑南一边狼吞虎咽，一边还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亡国奴生不如死。我热血青年岂能苟且偷生……”这些抗日救国的大道理，那激昂慷慨的言词，那满腔的报国热忱，佩服得我五体投地，感染得我热血沸腾。同时也有着一种隐隐的自豪，一刹时，我也成了“同志”，成了“热血青年”。

当我得知到吉县还要走四、五天的路程时，不自觉地隔着背搭摸里面饼子的数目。他俩身无分文，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愿动用那块光洋。平安了回到家我还要还给父亲，那是一头毛驴呵！

军校毕业后，陈剑南、赵弈普分回四川母校。我分配到晋军“军官教导团”任见习排长，协助射击、刺杀、投弹训练。41年末，我被提升为少尉连长。

我军驻守在吉县、大宁、襄宁一带山区。地贫人稀，物质供应也几成了问题。42年春，给养不足更为突出，部队之间常因供给分配发生纠纷。上级要求在麦收期间，尽一切可能征收军粮。军官教导团奉命同33军两个团越过毛则渠，纵深100余里，到敌站区河津一带武装抢收麦子。

据可靠情报，河津樊村日寇据点兵力有限，将警戒线划在黄土岭以南。

黄土岭距樊村10多里，是禹王山一条支脉的延伸部分。走向由东向西，逐渐细瘦，就相平地隆起的一道山脊。地表覆盖着一层稀稀落落的杂草。一条不宽的乡间土路环绕岭头而过。岭的两侧是一望无际的麦田。我军以黄土岭为界，士兵全付武装配合老乡抢收麦子。

我奉命带一个连负责警卫。如果在这光秃秃鱼脊般的岭上设置岗哨，极易暴露目标，成为敌人的活靶子。而齐腰深的麦田里却十分便宜隐蔽，于是沿岭西一线布设岗哨，流动哨。与岭东唯一的通道——岭头的那条土路便成为重中之重。我亲自带领一个班警卫。尽管如此，我仍放心不下。对于岭东的情况一无所知，又不能到光秃秃的岭上观察了望。便带了战士郝来顺，沿着这条土路向岭东摸去。

谢天谢地，饼子吃完了，吉县也到了。

在我想象中，阎司令长官驻扎的地方一定是森严壁垒，中军帐前一杆“帅”字旗迎风招展，好一派威风凛凛的气势，而眼前的情景却使我大失所望。本来就不大的山区小城，此时就像一座杂牌军兵营。军装服饰五花八门，绿的、黄的、灰的、黑的，应有尽有。到处竖着“军校招生”的牌子。一片小布棚，两张破桌子，几个斜挎长枪的士兵。一个歪戴大沿帽的军官，撇开两腿站在那里招揽。那付油腔滑调的架势，使人联想到摆的摊卖狗皮膏药的江湖客。

陈剑南愤然地：“简直是变相招兵。”

赵弈普释然一笑：“新败之师，可以理解。”

我不会发表什么意见，只是觉得心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