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军人的情操
我心里一颤。面对这样一个天真烂漫，满脸稚气的孩子，我动摇了，举枪的手不自觉地慢慢垂下来。
一个理智尚为健全的孩子就知道保护他的族人，这是人的天性。
若在拼杀中，我不杀死敌人，敌人就要杀死我。我决不会手软。而眼下，我的枪口却是对着一个身负重伤，完全失去抵抗能力的对手。再者，他死了，孩子怎么办？在这风雪交加，滴水成冰，零下20 几度的荒野上。一个乳嗅未干的孩子，如果没人呵护，没人照看。他就会冻僵，冻死。
战士们各就各位趴在雪地上。西北风打着呼哨，裹卷着盐粒般的雪花生生地打在脸上，像针扎似的。一条薄薄的小褥子裹在身上，首尾不能相顾，蜷缩得像个刺猬。有的战士面对面拥抱着借以取暖，身子还一个劲地颤抖，牙齿磕碰得“咯咯”作响。为了胜利，为了活命，也只得强忍着这刺骨的寒冷。
侦察兵跑来报告；“发现汽车灯光。”刹时寒意尽释，冻僵了的小母指上套好*拉环，等待命令。
按说，在这天寒地冻大雪纷飞的深更半夜里，不宜汽车行驶。而只有在人们的意料之外才能取得意外的成功。我孤军潜入敌占区腹地，也正是利用敌人的意料之外伏击。
夜空黑沉沉的，地上只有积雪微弱的反光。夜，静得只能听到落雪的“沙沙”声。汽车惨白的灯光，好似巨形怪兽的两只眼睛，摇摇晃晃地照过来。最前面两辆车上满载着鬼子兵，后面5辆卡车装载着辎重，在这厚厚的积雪上缓慢地爬行。就像负重的蜗牛，从容不迫地向前移动着。
车辆进入伏击圈，一声令下，*飞蝗般地向沟里掷去。顿时沟里响起一片爆炸声，熊熊火焰照得沟里通明。战斗异常顺利，不到十分钟，沟底就没了抵抗的迹象，战士们冲下去打扫战场。突然，燃烧着汽车下传来一个婴儿的哭声，一个战士从车下抱出个孩子。
死里逃生，我能说什么。强忍疼痛，淡淡地一笑：“阎王爷嫌棺材不好，他不收。”
弟兄们争先恐后地黑我说这说那。从他们口中得知，那个与我拼杀的日本是少佐叫佐藤。是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才生，经常作刺杀表演，四、五个人近不得他身。骄横跋扈，不可一世。这次，他由日军运城司令部来河津巡察，在黄土岭碰上了我这样一个愣不怕死的中国兵，险些要了他的小命。从此，日、伪军龟缩在据点里，轻易不再出动，有力地保障了我军麦收征粮。
黄土岭一战是我有生以来面对面与日本鬼子白刃交锋。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特定的条件下，体现了一个中国军人的大无畏精神，打破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把我提升为机械化营营长。
说是机械化营，其实寒酸的很，全营只有一辆破旧的美式中吉普。上级要我每天坐着吉普车四处炫耀，直言不讳这是在“扬我军威，树我军魂。”
战争就是如此血腥、残酷，同时也给予军人磨砺和荣耀。然而，每当想起死于日寇屠刀下的战士郝来顺，我心中便充满悲愤与愧疚。胜利与荣誉永远只属于那些活着的人。第一个月开饷，我一文不剩地给他家寄去，以慰我心。
看样子，这孩子不到两岁，从服饰上就可以判断出是个日本孩子。他抓挠着两只小手，声嘶力竭地哭嚎。这时，一个浑身是血躺在雪地上的日本鬼子挣扎着爬起来，奋不顾身地从那个战士手中夺下孩子，敞开军大衣，裹进怀里。立时，几十支枪口围过来，对准他。恍惚间，我觉得逐个个鬼子似曾相识。一步跨上去，掀起他下巴，仔细端详。是他——佐藤！一刹时，我周身血管都要暴裂。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一抬手驳壳枪顶在他前额上，大吼一声：“佐藤！还认识我吗？”他大睁着惊魂未定的双眼，茫然的望着我。我咬牙切齿地：“黄土岭，枪的干活。”他一脸的惊愕，狠狠瞪我一眼，又不无惶恐地闭上了眼睛。就再我扣动板机的一刹那，那孩子用他那稚嫩的小手猛地推开我的枪口。生气的望着我，用他那呓呀学语的声调“嘎哩嘎啦”的嘟囔着，好象在说：“不要杀他，为什么要杀他？”
佐藤脸上并无惧色，两颗无奈而绝望的泪珠挤出了眼角。
我看到了一个侵略者的悲哀，也看到了一个人在即将死去时对生命的眷恋。
一个鲜活的生命眨眼间将彻底灭亡，将不复存在，将永远地消失。尤其坐等待毖，死忘到来之前的那一刻，他是何等地恐惧。但一想到我的弟兄郝来顺就死在他们刺刀下，驳壳枪再次顶在他的额头上。
这孩子再次推开枪口，瞬间，他“咯咯”地笑了。在这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这天真无邪的笑声是那样的悦耳，那样的动听，那样的令人陶醉。他那小小的手指蘸着佐藤口角的鲜血，涂抹在佐藤额头上，那是被我的枪口撞出痕迹的地方。
1942年的冬天来的特别早，战士们还没换上棉衣，大雪就铺天盖地的降下来。那天，天快黑时我接到命令，到襄宁二道沟打伏击。
日寇一批军需物资由临汾运往襄宁，午夜到达。
二道沟距襄宁县城20来里。沟长3里多，不太宽，却很深，是敌人车辆的必经之路。
我军驻地距二道沟60余里，在这寒冬腊月，急行军也要4个小时。朔风凛凛，战士们穿的很单薄，如何在这冰天雪地里潜伏？我大胆地命令战士把褥子裹在身上，既可御寒，也可铺可盖，以免冻伤。
到达伏击点才11点5分。一条黑洞洞的深沟，弯弯曲曲地躺在灰蒙蒙的大地上。居高临下，前阻后截，是一处绝好的伏击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