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眼影 2

主编老莫叫着师思的名字说：“你是六渡桥的人，不应该有这种仇富心理。怎么去武广买东西的人，一下子都成了贪官污吏的裙带！”

师思反唇相讥地说：“我又不是通过妹夫的关系从乡下来的，干吗要仇富。告诉你们，我正在想要不要下决心到汉正街找个千万老板，做他的二奶哩！”

主编老莫说：“太好了，我们杂志可以免费帮你登广告。”

师思说：“‘猫头鹰’的发行量比我们杂志多几倍，我还不知道谁比谁的效果好！”

在杂志社内部，师思是唯一可以肆无忌惮地在主编老莫面前说话的人。那种通过妹夫关系进城的话，我们连与这意思沾边都不敢。否则，哪怕是最有市场的稿件，主编老莫也会将它退回或者永远留中，让你三个月没有一个字见刊。按规定，不仅本季度没有奖金，到年底时，全年的奖金也没资格参与分配。师思为什么敢这么放肆，这是杂志社内部为数不多的秘密之一。

主编老莫说：“这圣诞酒店就是下岗职工开的。”

我说：“局长的意思恐怕是指那些下岗后遇到困难的职工。”

主编老莫有点不高兴了，他说：“昨天局里开会，还说各部门的工作都要以积极向上的格调作为主旋律。”

师思说：“描写困难和艰难，也可以是积极向上的！”

主编老莫的神情有点心不在焉，别人的叩机响，他也要将自己腰上的那东西掏出来看一眼才放心。他告诉我们，“猫头鹰”之所以在同类刊物中老压我们一头，那就是他们决不往国家大事上靠。国家大事有各级的党报党刊去关心，我们这类刊物只需关注那些熄灯上床后，还有百分之五十五的人想念的问题。

这时候，酒菜已上齐了。主编老莫端着半杯酒同我们碰了一下。碰到师思的酒杯时，师思顺势将自己杯里的啤酒倒进主编老莫的杯里。

主编老莫正要一饮而尽，师思说：“听说蓝方要鸿运当头了？”

主编老莫一愣说：“这话怎讲？”

师思说：“人事处的人在放风，有关于他的好消息！”

主编老莫马上将酒杯伸向我，一声碰响后，他先饮干了，然后才说：“我希望咱们这儿的人才越多越好。”

这样的问题本来就不是吃饭之前讨论的。它可能导致两种后果。一种是弄得大家全无胃口，一种是大家像末日来临一样每个人都拼命地吃，然后急忙打包。好比前不久台北路上的一家公司倒闭，它的员工一个个全都斯文扫地，连用了三年的痰盂，都掖着裹着往家里拿。这事是沙莎给我讲的。她姐姐就在那家公司做文秘，平素见了客户，那语音比唱汉戏的名角陈伯华在台上说的话还好听。公司倒闭时，她因矜持晚动手了十几分钟，到头来只抢得五又三分之一瓶墨水，其代价是一只红色的卡丹奴皮包，连同皮包内的口红、话梅等，都被碳素墨水精制了一回。

一想到这些，我便忍不住笑了起来。

主编老莫立即正色地问我，是不是对杂志社的工作有了高见。我当然必须说明自己的笑与眼前一切无关。听了我的解释，除了师思不笑，大家都开心了十几秒。主编老莫由此感叹起来，认为天下女人都一样，像他老婆，可以在菜场为了五分钱的菜价，同菜贩子争得面红耳赤；转眼间就会上武汉广场，眼睛眨也不眨，甩出一千几百元钱，欢天喜地地抱回一件衣服。

师思立即反驳说：“只有领导干部家里的女人才是这样。同菜贩子砍价，越是血肉横飞，越能显出清正廉洁、艰苦朴素。武广的东西那么贵，不敢砍价是怕太招人显眼，被反贪局的便衣逮住了线索。”

武汉人习惯将一些有名气的商家的称呼缩减。武汉商场、武汉广场、亚洲大酒店，在人们的嘴里一溜变成了武商、武广和亚酒。就连位于花桥的汉口商业大楼，也被精简为汉大。在此之前还有个汉阳商场被顺口叫作汉商。我总是从“汉大”的称谓上，听出武汉三镇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构成了这座城市生活中的方便。包括可以在车辆最多的解放大道上随意横穿。也包括可以在汉口绿化得最好的解放公园路栅栏旁随意小便，当然从市委大门左右各延伸两百米的地段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