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社会的重构

<a id="note8n" href="#note8">[8]</a> Milne, Richard, “Coronavirus ‘medicine’ could trigger social breakdown”,Financial Times, 26 March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3b8ec9fe-6eb811ea-89df-41bea055720b.

在美国，在新冠疫情中丧生最多的是非裔美国人、低收入群体以及无家可归者等弱势群体。在密歇根州，黑人人口占比不到15%，但在死于新冠病毒并发症的人中，黑人人口的占比高达40%左右。新冠疫情给黑人群体带来的巨大影响正反映了背后的社会不公问题。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美国的非裔公民更加贫困，失业或就业不足的风险更高，住房和生活条件往往达不到标准水平，更容易受到肥胖、心脏病或糖尿病等健康问题的困扰。对他们而言，新冠病毒自然就更加致命。

<a id="note9n" href="#note9">[9]</a> Long, Heather and Andrew Van Dam, “The black-white economic pide is as wide as it was in 1968”, The Washington Post, 4 June 2020,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2020/06/04/economic-pide-black-households.

<a id="note3n" href="#note3">[3]</a> El-Erian, Mohamed A. and Michael Spence, “The Great Unequalizer”,Foreign Affairs, 1 June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6-01/great-unequalizer.

后疫情时代面临的重大危险之一是社会动荡，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引发社会解体和政权倒台。无数的研究、文章和警告都强调了这一特别的风险，它们都是基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当人们失去了工作和收入，也看不到任何改善生活的希望时，他们就会诉诸暴力。下述引文就描述了这一问题的本质。这一引文是针对美国提出的，但其结论适用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

<a id="note4n" href="#note4">[4]</a> Dingel, Jonathan I. and Brent Neiman, “How Many Jobs Can be Done at Home?”, Becker Friedman institute, White Paper, June 2020, https://bfi.uchicago.edu/wp-content/uploads/BFI_White-Paper_Dingel_Neiman_3.2020.pdf.

_社会动荡

<a id="note5n" href="#note5">[5]</a> Deaton, Angus, “We may not all be equal in the eyes of coronavirus”,Financial Times, 5 April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0c8bbe82-6dff11ea-89df-41bea055 720b.

共同重塑社会契约的条款是一项划时代的任务，它通过应对当前的艰巨挑战，为未来播下希望的种子。亨利·基辛格提醒我们：“领导者面临的历史性挑战在于，要在管理危机的同时缔造未来。如果失败，世界将面目全非。”^{<a id="note18" href="#note18n">[18]</a>}在构思未来社会契约框架的过程中，忽视年青一代的观点将会给我们带来风险，因为毕竟他们才是未来社会契约的履行者。他们是否遵守社会契约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为了更好地了解他们的需求，我们必须倾听他们的呼声。一个更加重要的事实是，年青一代比年老一代更具革新精神，更愿意改革我们的社会契约。新冠疫情已经颠覆了他们的生活：全球范围内，整整一代人深受经济和社会不稳定的影响，而在经济衰退最严重的时刻，还将有数百万年轻人加入劳动力队伍。他们将永远带着新冠疫情给他们留下的伤痛。此外，在背负债务的情况下开启职业生涯（许多学生有教育贷款在身），有可能会对他们产生长期影响。从收入、资产和财富角度看，千禧一代（至少在西方世界）的境遇不如父母一辈。和父母一辈相比，他们购置房产、生育子女的可能性更小。如今，又一代人（Z世代）正在进入一个在他们看来十分失败的社会体系，而新冠疫情揭示和加剧的许多根深蒂固的问题会继续困扰这一社会体系。正如《纽约时报》引用的一名大三学生所言：“年轻人非常渴望深刻的社会变革，因为我们看到前方道路已经支离破碎。”^{<a id="note19" href="#note19n">[19]</a>}

必须要强调的是，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社会动荡也没有“机械的”触发装置——社会动荡是一个群体人性动态和心态的外在表现，受多重因素的影响。按照万物互联和复杂性理论，社会动荡属于典型的非线性事件，可能是由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和环境等各方面因素共同触发的。这些因素既可能是极端天气事件导致的经济冲击和困境，也可能是种族矛盾、粮食短缺甚至是感到社会不公的一种情绪。这些因素和其他各种因素可能还会相互影响，产生“瀑布效应”。因此，具体的动乱事件难以预见，却又往往在意料之中。什么样的国家最容易发生动乱呢？缺乏社会保障的贫穷国家和社会保障力度薄弱的富裕国家最容易遭遇动乱风险，因为这样的国家没有或缺乏失业福利之类的政策工具来缓冲收入损失带来的冲击。正因如此，像美国这样奉行个人主义的社会比欧洲国家或亚洲国家更容易面临风险，因为后两者要么具有更强烈的团结意识（比如欧洲南部），要么拥有能够支持弱势群体的强大社会体系（比如欧洲北部）。有时候，有的国家甚至兼具这两种特性。比如，意大利等国家既拥有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又具有非常明显的团结意识（尤其注重代际团结）。同样，在许多亚洲国家盛行的儒家文化把责任感和代际团结置于个人利益之上，非常看重有利于集体的行为措施和社会规范。当然，这并不是说欧洲国家和亚洲国家就不会爆发社会动乱，绝对不是！法国的“黄背心”运动已经表明，如果社会期望不能得到满足，即使是拥有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也仍有可能发生激烈而持久的社会动乱。

这一代人将做出何种反应呢？或许他们会建议采取根本性解决方案（通常是较为激进的行动），来防范气候变化或社会不平等问题可能引发的下一场灾难。他们最有可能要求采取激进措施来改变现有的发展道路，因为支离破碎的现行制度让人绝望，让这一代人感到沮丧和痛苦。

截至本书编撰之时，新冠疫情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轮社会动荡。2020年5月末，乔治·弗洛伊德惨遭杀害之后，一场名为“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游行示威活动首先在美国爆发，随后迅速蔓延至世界各地。新冠疫情变成了一个决定性因素：乔治·弗洛伊德的死点燃了社会动乱这场大火，但是这场疫情造成的根本性问题，尤其是疫情暴露的种族不平等和失业率不断攀升，才是让抗议示威愈演愈烈的重要推手。为什么会这样呢？在过去6年中，已有近100名非裔美国人死于警方拘留，但直到此次乔治·弗洛伊德的死亡才触发了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由此可见，愤怒之火在疫情期间燃起并非偶然，它已经给美国的非裔群体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前文已述）。2020年6月末，新冠疫情在美国黑人中的致死率是在美国白人中致死率的2.4倍。与此同时，新冠病毒正在大大降低美国黑人的就业率。实际上，这实属正常：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差距已经非常巨大，以至不管从哪项指标来衡量，和白人劳动者相比，黑人劳动者都属于弱势群体。^{<a id="note9" href="#note9n">[9]</a>}2020年5月，美国黑人的失业率高达16.8%（相比之下，全国的平均失业率为13.3%），以至形成了被社会学家称为“闲暇余度”（biographical availability）^{<a id="note10" href="#note10n">[10]</a>}的现象：全职劳动力的减少往往导致更多的人参加社会运动。我们还不清楚“黑人的命也是命”这场运动将如何演变，也不了解它会以何种形式持续下去。但是，目前的迹象表明，它正在超越种族问题的范畴，演变为一场更加广泛的社会运动。针对制度性种族主义的抗议活动已经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公平和包容性的普遍呼吁。这个问题和前一节探讨的不平等问题一脉相承，同时也说明了各项风险之间能够相互影响、相互放大。

青年激进主义正日益成为世界性思潮^{<a id="note20" href="#note20n">[20]</a>}，社交媒体通过以往难以实现的方式，大大加强了其动员社会的能力，推动这一思潮渐成革命之势。^{<a id="note21" href="#note21n">[21]</a>}青年激进主义有多种形式，既有可能是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又有可能是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但都致力于解决气候变化、经济改革、性别平等和LGBTQ群体（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和心理性别不明者）权利等广泛的社会问题。年青一代是致力于社会变革的先锋力量。毫无疑问，他们将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者和实现世界大重构的重要力量源泉。

但是，如果从长远来看，这一趋势可能会逆转，并引发相反的后果，即缓解社会不公。为什么会这样呢？当富人阶层专享的特殊待遇造成了显而易见的社会不公，并激怒了足够多的群体时，很可能就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广泛抵制。在美国，大多数群体或者影响力很大的少数群体会要求由国家或集体控制医疗体系。而在欧洲，医疗体系投资不足的问题可能在政治上再也无法被接受。当然，此次新冠疫情也可能最终会促使我们反思那些真正重要的职业，并重新设计整个社会给予那些职业的从业者的报酬方式。当前，一个善于做空的明星对冲基金经理对社会经济的贡献值得怀疑，但他们的年收入高达数百万美元；相比之下，护士对社会福利做出了无可置疑的贡献，但其收入和前者相比微不足道。将来，社会还能否接受这种状况呢？在乐观的情形下，随着我们逐渐认识到许多报酬低、缺乏保障的从业者为整个社会福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就会调整相关政策，以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提高他们的薪酬水平。这样一来，企业利润会降低，物价也可能上涨，但工人的工资会提高。面对强大的社会和政治压力，毫无保障的雇佣合同和剥削性的政策漏洞就会被永久性职位和更优质的培训取代，社会不平等状况因而可以得到缓解。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一场大规模的社会革命，上述乐观的情景恐怕难以实现。

<a id="note6n" href="#note6">[6]</a> Milanovic, Branko, “The Real Pandemic Danger Is Social Collapse”, Foreign Affairs, 19 March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20-03-19/real-pandemic-danger-social-collapse.

在后疫情时代，社会不平等问题是会加剧还是会得到缓解？至少从短期来看，许多观察性证据告诉我们，这种社会不平等可能会继续恶化。如前文所述，没有收入或收入较低人群更容易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他们更有可能受到慢性疾病的困扰，免疫功能低下，因此更容易感染新冠病毒，患上严重的感染症状。在疫情暴发后的几个月内，这一现象会持续。和以往大流行病（如鼠疫）暴发期间一样，在本次新冠疫情中，人们也不会获得公平的治疗机会和接种疫苗的机会，在美国尤其如此。与安妮·凯斯合著了《死于绝望与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指出，“制药企业和医院会变得前所未有地强大和富有”^{<a id="note5" href="#note5n">[5]</a>}，这不利于社会上最为贫困的群体。另外，世界各国实行的超级融通性货币政策尤其会推高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资产价格，从而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

<a id="note7n" href="#note7">[7]</a> According to the Global Protest Tracker of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publications/interactive/protest-tracker.

新冠疫情以及随后的封禁状态带来的第二个影响是，它暴露了人类所从事的工作的本质和内在价值与其经济报酬之间的深度脱节。换言之，社会最需要的人才获得的经济报酬却最低。一个令人警醒的事实是，护士、清洁工、物流驾驶员、食品厂工人、护理人员和仓储工人等冒着生命危险去参加抗疫、照顾病患和维持经济运转，但是他们的收入最低。实际上，他们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的价值远未得到认可。这是一个全球性现象，但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尤为严重。在这些国家，贫困往往和失业问题相伴而生。上述群体不仅工作报酬最低，而且失业风险最高。比如，在英国，大多数（近60%）的护理人员签署的是“零工时合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工时无法得到保证，因此收入也就难以得到保障。同样，食品厂的工人通常都是临时工，享受不到正常雇员的权益，也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物流驾驶员则大多数情况下被归类为自由职业者，他们都是按照送货的次数获得报酬，没有病假津贴，也没有带薪休假——英国导演肯·洛奇在其最新的电影作品《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中描绘了这一令人心酸的社会现实。该影片阐述了这些工人非同寻常的生活境遇：只要一场不幸降临，他们就会在身体层面、心理层面以及经济层面彻底陷入崩溃，压力和焦虑充斥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新冠疫情危机的初期，一些知名人士就表达了这样的担忧，并提醒世界注意防范日益上升的社会动荡风险。瑞典实业家雅各布·沃伦伯格就是其中之一，他在2020年3月撰文指出：“如果疫情危机长期持续，失业率可能会高达20%～30%，而世界经济预计会萎缩20%～30%。届时迎接我们的不是经济复苏，而是社会动荡和暴力事件。疫情会给社会经济带来严重后果，导致大量人口失业。民众会深受其苦，有人会悲惨死去，还有人会生不如死。”^{<a id="note8" href="#note8n">[8]</a>}目前，失业率已经超过了沃伦伯格认为的“警戒线”：许多国家的失业率已经超过20%，直奔30%，大多数经济体在2020年第二季度的萎缩程度超出预期。接下来，形势将如何演变？社会动乱最有可能在哪里首先爆发？会以什么样的规模爆发呢？

<a id="note1n" href="#note1">[1]</a> Kissinger, Henry A.,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Will Forever Alter the World Orde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3 April 2020, https://www.wsj. com/articles/the-coronavirus-pandemic-will-forever-alter-the-worldorder-11585953005.

早在新冠疫情席卷世界之前，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动荡已呈愈演愈烈之势。由此可见，社会动荡并非新生事物，只是疫情放大了它的风险。定义社会动荡的方式有许多种。在过去两年中，世界上已经发生了100多起大规模的反政府游行示威活动^{<a id="note7" href="#note7n">[7]</a>}，穷国和富国概莫能外，其中包括法国爆发的“黄背心”运动，以及玻利维亚、伊朗和苏丹等国爆发的针对强人政治的游行示威活动。当然，其中绝大多数活动（尤其是后一种活动）遭到了残酷镇压。随着各国政府为了控制新冠疫情而强行禁止人口流动，这些抗议活动（就像全球经济一样）进入蛰伏期。然而，随着人群聚集和街头集会的相关禁令解除，民众旧有的怨愤和临时遭受压制的社会不安情绪定会卷土重来，而且很可能会形成更为浩大的声势。在后疫情时代，失业者、焦虑者、悲惨者、憎恨者、生病者和饥馑者的数量预计会大幅增加。生活的悲剧会频繁发生，失业者、穷人、移民、囚犯、居无定所者以及所有遭受排斥的社会群体会滋生更多的气愤、憎恨和恼怒情绪。所有这一切叠加起来，一场浩大的社会变革怎么可能避免？社会现象通常和大流行病具有同样的特征。正如前文所述，两者同样会出现转折点。当贫困、被剥夺感和失去权力的感觉达到一定的拐点，颠覆性的社会行动便会成为逼不得已的选择。

<a id="note2n" href="#note2">[2]</a> The expression has been used, and also debunked, repeatedly. For a specific example, see Jones, Owen, “Coronavirus is not some great leveller: it is exacerbating inequality right now”, The Guardian, 9 April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0/apr/09/coronavirus-inequalitymanagers-zoom-cleaners-offices.

那些失去希望的无业无产者很容易对抗富裕阶层。目前，30%的美国人没有任何资产，甚至还负债累累。当前这场危机过后，如果有更多的人失去了收入和工作，无法享受医疗服务，他们就会变得绝望而愤怒。意大利最近爆发的越狱事件和2005年美国新奥尔良市在卡特里娜飓风期间发生的抢劫事件等场景就会变得司空见惯。当政府动用准军事力量或军事力量来镇压这些财产抢劫或攻击事件时，社会很可能就会开始解体。^{<a id="note6" href="#note6n">[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