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他们一定是有了新突破，肯定是。他们所有人都退房走了，调查工作绝对有了重大突破。我意识到已经被甩在后头了，而我享有局内人身份的美好时光显然已经宣告终结。我站起身，继续在房间里踱着步，猜测他们去了哪里，又是什么让他们走得如此仓促。我忽然记起蕾切尔给我的那张名片，便从口袋里掏了出来，拨出上面的传呼号码。
根据这些文章对案件审理的报道，冈贝尔被指控对年幼的女孩实施性侵和暴力伤害，这些孩子都是他在县游乐会的下午场表演中，从现场挑选的志愿表演助手。公诉人宣称，他每次都采用相同的作案手法，从观众中挑选一个十到十二岁的小女孩，然后说要把她带到后台做表演准备。一旦把女孩领到他的私人化妆间后，他就会递给女孩一杯可乐，里面掺了可待因和硫喷妥钠——在他被捕时从他的住处查获了相当多数量的这两种药物——然后告诉女孩，在正式演出开始之前，他得先看看她能不能接受催眠。在两种催眠增强剂的作用下，女孩很快就进入了恍惚状态，然后冈贝尔就实施性侵。公诉人表示，本案中性侵的主要方式是口交和手淫，很难留下证明侵害发生的证物。事后，冈贝尔再利用催眠暗示，将受害者这段时间的记忆压制下去。
他开始替我结算账单，问我有没有房间消费，于是我把订过的几次客房服务报给他，包括我在房间的迷你酒柜里取用的酒水。“对了，还有这个，”我说，“我想你还得在账单上帮我算进一个枕套。我不得不在这儿买了几身换洗衣服，但来不及带行李箱，所以……”
冈贝尔的电视表演生涯就这么中止，他的舞台表演方式也逐渐过时，在拉斯维加斯越来越混不下去，他登上的舞台逐渐离黄金地带越来越远，不久就只能搞搞巡回演出，在喜剧俱乐部和提供滑稽短剧助兴的餐馆赶场，最后沦落到在脱衣舞俱乐部和县里的游乐会露面，可谓从声名显赫的顶峰跌到了谷底。最后，他在奥兰多市的橙县嘉年华上被捕，为自己不断败落的境遇画上惊叹号。
我尴尬地举起那个塞了几件可怜衣服的枕套，这份窘况令他忍不住笑出声来。但可能这个枕套不太好计算费用，他有些困惑，最后干脆告诉我，就当酒店送我了。
那真是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六十年代早期，冈贝尔是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内科医生和研究员，后来他成了一名在贝弗利山挂牌开业的私人心理医生，专攻催眠疗法。在他所谓的“催眠艺术”领域，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技能和专长，以催眠师霍勒斯的名号在夜总会里表演节目。一开始还只是在洛杉矶各家夜总会里表演开放式节目，但演出逐渐大受欢迎，他常常奔赴拉斯维加斯的黄金地带登台表演，经常连演一个星期。很快，他就不再当挂牌行医的心理医生了，而是成了一名全职演员，频频出现在拉斯维加斯最豪华的演出舞台上。七十年代中期，他的名字曾跟弗兰克·西纳特拉列在同一张名单上在恺撒宫登台献艺，虽然他的名字用小一号字母印刷。著名的卡尔森谈话节目他上过四次，在最后一期节目里，他催眠了主持人卡尔森，诱使精神恍惚的卡尔森说出他对当晚嘉宾的真实看法。因为卡尔森说出的评论辛辣刻薄，现场观众还以为这是节目设计好的情节，但其实不是。卡尔森看了录制样带之后，取消了这次节目的播出计划，并将他列入黑名单。这次节目被取消的事成了娱乐圈的大新闻，各大娱乐报纸大肆报道，对他的职业前程而言，好比一刀刺入了心脏。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上过电视，直到因为被捕上了新闻。
我把光标拖到文件夹底端，注意到最后一篇报道的发表时间居然是几天前。我觉得有些奇怪，冈贝尔被定罪已经是七年前的事情了，而且已被送入监狱。另外这篇文章刊登在《洛杉矶时报》上，而之前关于他的所有报道都引自《奥兰多前哨报》。
“是的，”我说，“他们比我先走一步。”
陪审团讨论了两天时间，最后认定冈贝尔对四名儿童实施性侵的罪名成立。他被判处八十五年监禁并被押往位于雷福德的联邦感化监狱服刑。文件夹中有篇文章还报道说，他曾以辩护不当为由向法院提起过申诉，但他的申请被佛罗里达最高法院以下的各级法院悉数驳回。
他笑了。“那天晚上我看到您上电视了。”
然而，公诉方最终还是打赢了这桩案子，因为他们找到了一位至关重要的证人。他是冈贝尔在中央情报局的前上司，他作证道，冈贝尔在六十年代早期从事的一系列实验研究，旨在探索如何将催眠术与药物结合以创造出一种“超级催眠”，试图在道德性和安全性两方面摆脱大脑对被催眠者的约束，这是一种意念控制手段。这位前上司还说，在冈贝尔的那些实验中，取得积极效果的催眠增强剂药物就包括可待因和硫喷妥钠。
“我知道你们这些探员总是来去如风，”他说道，“其他人甚至都来不及结账呢，就像得克萨斯的旋风一样唰地就刮走了。”
我焦躁不安，但又不甘心在屋子里徒劳地踱着步等待，于是打开笔记本电脑，再次登入《落基山新闻》的网络，调出那些给我的留言。并没有什么要紧的消息。我转到个人收件箱，浏览着目录，打开那个名为催眠师的文件夹。里面包含了几篇关于霍勒斯·冈贝尔的报道，按时间先后排列。我从最早的一篇报道读起，打算按顺序读下来。读着读着，我之前对催眠师一案的印象也在记忆中复苏了。
“呵呵，”我笑着说道，“我希望他们至少还是付过账的。”
卫星接收到我的信息再传回给地面的她，算下来十分钟足够打一个来回，但是十分钟过去了，电话没有响起。又是十分钟过去了，然后是半个小时，连格雷格·格伦都没打电话过来。我甚至拿起听筒听了听，确保没有把它弄坏。
“是的，当然。巴克斯探员从机场打来电话，说房费只管直接扣他的信用卡，再把账单寄给他。完全没有问题，顾客就是上帝。”
我怔了一下，但随即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一定是殡仪馆门口的那番情景，我当时还穿着印有联邦调查局徽章的衬衫。我意识到这位前台职员误以为我也是一名联邦调查局探员，但我并不想指出他的错误。“组里的头儿不大高兴上电视那事。”我说。
在法庭审讯中，冈贝尔在辩护中声称受害者和警察描述的事情纯属子虚乌有。冈贝尔请了不少于六位资深催眠专家出庭作证，他们表示，人类的大脑在任何情形下都不会接受任何诱导或者强迫，即便在催眠状态下也很难让被催眠者做出或者说出任何可能危害到自身安全的事情，以及被催眠者觉得违反道德或感到厌恶的事。冈贝尔的律师更是不放过任何机会向陪审团强调：在受害者身上没有发现任何遭受性侵的实物证据。
“没办法，每次你们突然在哪个地方现身，都会吸引很多注意嘛。不管怎样，我真希望你们能抓住凶手。”
冈贝尔究竟侵害了多少女孩，至今是个未知数。他的罪行一直没被发现，直到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因为行为障碍接受了心理医生的诊治，在一次催眠治疗中，女孩回忆起她被冈贝尔性侵的旧事。警方展开调查，最终冈贝尔被控对四名少女实施性侵。
“是啊，我们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