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作画（二）
“那，没别人住这儿了？”
海滩似乎会永远如此延伸，在蓝灰色海湾和海滨燕麦草之间隔出一长条炫目的白带。远远的，我能看到一个斑点，也或许是一对儿。不然，这片令人叹为观止、可以直接搬上明信片的海滩就是彻底的渺无人烟了。当我面朝南时，看不到别家房舍靠近海滩，唯有一面屋顶，仿佛将一英亩的橘色瓷砖掩埋在棕榈叶间。那便是我之前就注意到的大庄园。我只需用一只手掌就能把它们遮起来，自觉很像《鲁滨逊漂流记》里的鲁滨逊·克鲁索。
“现在是没有。杰克说一月和二月间，别的屋子也会有人租，但现在恐怕只有我和他们住在这儿。岛上的其他地方只有纯粹的野生春宫图。植物疯长。”
我把拐杖靠在昨晚靠过的墙边，再下行走向温驯的微波水浪。在我的右手边，吊桥和凯西岛完全被我的住屋挡住了，不见一丝踪影。左手边——
“没。我只知道那是个男人，还有个坐轮椅的女人。我认为，她基本上天天在海边吃早餐。那反光的东西，我觉得是托盘。”
伤痕累累的肉体和灵魂不只是像专政的独裁者：它们就是独裁者。没有比痛苦更无情的暴君，没有比混乱更残酷的恶霸。只有当我孤身独处、其余所有声响都飘逝无踪时，我才渐渐领悟到一点：我精神上的损伤并不亚于身躯的残破。我试图扼死二十五年发妻，只因她在我让她离开房间后想擦去我前额的汗珠，这只是最不起眼的一桩事实依据。自车祸发生到分居离异的几个月里，我们没有做过一次爱，连试也没试过，尽管我相信这足以揭示更严重的问题，但这也不是关键所在。甚至连恼人的突发性暴怒也不是问题的核心。
“你该给自己弄辆高尔夫车。那样就能呼呼开到那儿，说声嗨。”
于是，这就成了我每天早上的惯例：喝橙汁，散步，喝酸奶，看时事新闻。我和罗宾·米德混了个脸熟，每天早上六点到十点她都主播头条新闻。日程很无聊，对吧？但专制统治下的国内劳工的表现也会显得无聊——专制喜欢无聊，独裁者最爱无聊——哪怕无聊的表皮下暗涌着巨变。
“早晚有一天我会走到那儿，说声嗨，”我说，“高尔夫车不适宜孩童使用。卡曼医生说过，要制订目标，然后努力实现。他们，就是我的目标。”
我摇摇头，“不，不。总数四百米。回程我打算滑翔。”我伸出双臂，假装示范。
第一天早上，我从浓粉屋走出了三十八步。第二天，我灌下一大杯橙汁后又走上沙滩，向南跋涉。这次走了四十五步，整个康复期里，我很难得不用拐杖而走这么远。我说服自己相信，其实只走了九步。这种脑筋急转弯就基于数字游戏。你走了一步，然后两步，三步，然后四步，再把你脑袋里的里程表扭回零点，如此反复九次。等你把数字叠加再乘以九，就得到了四十五的总数。要是你觉得这纯属莫名其妙的瞎搞，我也不会和你争。
她扑哧一声笑出来，开始往回走，但当一丝亮光从南面反射到我们这儿时，她停下了脚步。一闪，两闪。那两个小黑点般的人影又出现在沙滩那头。
比方说，我把清早的沙滩散步告诉了她，每天都比前几天多走几步，但没提数步子的数字游戏，因为听上去太傻了……或者说强迫症，用这个术语或许才能表达我的意思。
“有人。”伊瑟用手打着凉棚眺望。
3
“你不用精神病医生告诉你如何制订计划，爹地，”她说着，还一个劲儿地往南边望，“他们住哪栋屋？是像西部片里的大棚屋的那栋吗？”
确实能。
“我能肯定，就是那儿。”
我顺着这边走，一来因为我是左撇子，左转已成了我整个生命里最自然的事。二来，更重要的是，因为这边的海景可以尽收眼底。但我没走远，那天还不能进行“漫长的沙滩之旅”，我得确认自己能走回放拐杖的地方，无论如何那都是首要问题。我记得自己掉头往回走时，看到沙滩上自己的足印时大为吃惊。晨光中，每一个左脚印都像盖邮戳般坚定而果断，而大部分右脚印都含糊不清，因为我已习惯拖着那条腿走路，但走着走着，就连右脚印也清晰了。我数着回来的步子，总共是三十八步。那时，我的屁股又火烧火燎地悸动起来，巴不得立刻进屋，从冰箱里抓出一杯酸奶，再看看有线电视能否如杰克·坎托里声称的那样正常播放。
只有伊瑟似乎一如既往地在我的队伍里。只有伊瑟拒绝换制服。我从没感觉她变成了别人。伊瑟仍然在我的玻璃窗外，总想探进来。如果我没有每天给她发电邮，她就打我的电话。如果我没有每隔三天给她电话，她就给我打。对她，我也没有撒谎说自己要去海湾钓鱼，或去看看湿地风光。对伊瑟，我说的都是实话，而且是听上去不会觉得我是疯子的那部分。
“是我的邻居。目前，我唯一的邻居。起码，我是这么认为的。”
在我到达杜马岛的第一周里，异感允许我更轻松流利地支吾搪塞。汤姆·赖利、卡迪·格林和威廉·博兹曼三世——不朽的博兹曼——都给我发电邮，我都用超短句予以回复（我很好，天气很好，骨头在愈合），几乎和我真正的日常生活没有相关。他们的联络信函先是放慢频率，再渐次终止，我也不觉得有何遗憾。
“你跟他们打过招呼吗？”
核心在于，某种形式的脱身而去。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说法。我的妻子好像变成了……别人。我生活中的大部分人都感觉像是别人，而令人更消沉的是，我并不太在乎。一开始，我试图告诉自己，我成了一个经常想不起名字的人，甚至连关闭裤门的东西也想不起来该怎么说——链子？链条？拉绳？所以，想起妻子和生活本身时会有异感或许是挺自然的。我对自己说，会过去的，可当这个坎儿过不去，而帕姆亲口说她想和我离婚时，紧随暴怒而来的却是如释重负。因为，别人的异感现在可以成立了，至少对她可以了。现在，她真的是别人了。她褪下了弗里曼特制服，退出了弗里曼特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