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作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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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佐利亚吃了晚餐，正是玛莉·爱尔提到的那家餐厅。我让怀尔曼给我要了瓶波旁酒，在餐前上。这是我车祸后第一次正经喝酒，酒劲上来倒是很滑稽。世界万物好像都变得更亮、更锐利，最后好像全然浸在日光和色彩之中。门、窗，乃至穿行的侍应生的肘尖……一切物件的边边角角都变得犀利无比，足以把空气割出口子，任凭某种更黑更厚的气氛像黏稠的糖浆那样从伤口涌出。我点的旗鱼美味极了，绿豆嵌在牙缝里，香醇的脆皮布丁有厚厚的奶油，简直吃不完（不吃完又太可惜）。席间，我们三人聊得兴高采烈，笑声此起彼伏。纵是如此，我还是希望晚餐能尽快结束。我的头仍在痛，跳动的感觉已滑到了后脑勺（活像在酒吧间玩的保龄球，一球击出），但主街上水泄不通的交通堵塞已有所缓解，堵在车流中的人摁响车喇叭，气势汹汹的，每一声听来都没好气。我想回杜马。我想看到海湾黑沉沉的远流，聆听海贝在我身下低语，而我能躺在床上，让瑞芭靠在另一只枕头上。

等侍应生过来问我们是否需要咖啡时，杰克差不多在唱独角戏了。酒劲上头的我清醒而亢奋，一望便知，我不是这张桌上唯一想换地方的人。餐馆幽暗的灯光照在怀尔曼晒成红褐色的皮肤上，很难分辨出他失了多少血色，但我认为，失色不少。而且，他的左眼又开始流水了。

“谢谢他，埃德加。”他说。

“谢谢您。”我说。

“别客气。如果你真的决定办画展，埃德加，请优先考虑斯高图画廊。在棕榈大道所有画廊中，我会给你最高价。这是我的承诺。”

“你开玩笑吧？当然，我是先来这里的。”

“当然，我也会给合同把关的。”怀尔曼露出唱诗班男童的微笑。

南努兹说：“在他心里，我相信他也有所臣服。我认为他们都有。”

“事实上，我也有。”怀尔曼说，此时，他不再笑了。

南努兹继续把视线聚在我脸上，“别提花招什么的了。在这些画中，你所追求的意境已得到率真而完美的呈现：你在寻求一种途径，对最司空见惯、最陈腐无趣的佛罗里达主题进行再创造，尤其是那热带风情的夕照。你一直在为自己另辟蹊径，以免落入窠臼。”

“是的，大致如此。所以我模仿了达利——”

南努兹挥挥手，“外面的那些画根本不像达利的。埃德加，我也不想和你探讨艺术学派的问题，也不想言必称什么主义。你不属于任何一种艺术派别，因为你对那些一无所知。”

南努兹也以笑容回应他，“你应该这么做，我也欢迎你的指正。你会发现，要把关的内容挺多呢：斯高图画廊为首席艺术家预备的标准合同有一页半。”

“南努兹先生，”我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你已经谢过啦。”他说，“我扪心自问——剩下的那半拉心脏——已臣服于你的艺术。你们走之前，我还有件事要交代。”他从书桌上找出一摞便条纸，写了点什么，撕下来交给我，酷似医生给病人开处方。倾斜的手写体也活脱脱像是处方上才能看到的字眼：力克媒介剂。

“媒介剂是什么东西？”我问。

“一种防腐剂。我建议你先学着用纸巾浸好，再铺到完成好的画作上去。只需薄薄一层就行。干燥二十四小时后，再铺上第二层。那样，你的夕阳会在几个世纪里保持明亮新鲜。”他庄重地看着我，令我只觉心要跳到嗓子眼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保持那么久，但说不定有效。谁知道？大概会吧。”

“我只懂建筑。”我说。

“那你为什么不画建筑呢？”

我摇摇头。我本可以跟他讲，我从未有过画建筑的念头，但那可能会涉及真相，亦即我失去的右臂从未有过画建筑的冲动。

“玛莉说得对。你就是美国初民。这么说没什么不好。梅西奶奶曾是美国初民。杰克逊·波洛克也是。关键是，埃德加，你有天赋。”

我张开嘴。闭上。只是想不出该说什么。怀尔曼又帮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