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

“跟你说实话，是帕姆让我来的。”他低下了头，“我不太想替她跑腿，可我又觉得无法拒绝她。”

“汤姆，”我说，“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吧，我又不会咬你一口。”

我突然意识到，除了读高中时为了多拿几个学分选过美术课外，我唯一的艺术实践就是在接电话时信手涂鸦。我本想骗骗他——我羞于承认自己居然会喜欢这样一种让人上瘾的苦差事——却还是说了实话。只剩下一条胳膊的人应该尽可能说实话。这可不是卡曼说的，而是我的话。

“那就重新把它捡起来，”卡曼说，“你需要树篱。”

“树篱？”我感到迷惑不解。

“是的，埃德加，”他显得有些吃惊，又有些失望，仿佛我没有能理解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一样。“能抵挡黑夜的树篱。”

卡曼造访后大概过了一个星期，汤姆·赖利来看我。树叶已经开始变色，我记得在这位我以前的会计来访前几天，我去沃尔玛买素描板和各种绘画用品时，商店里的营业员正在张贴万圣节前夕的广告宣传画。我只记得这些。

他叹了口气，那样子就像什么人要说出让自己后悔的话一样。“至少一年，”他紧紧盯着我脸上的表情，“这对你而言似乎是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尤其是你现在这副样子。”

“是啊，”我说，“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时间已经改变了它原来的意思。”

“那当然，”他说，“痛苦的时光总是不一样，孤独的时光也不一样，而将这两者合二为一，你得到的东西的确与众不同。因此，你就假装自己是个酒鬼，然后像所有酒鬼那样去生活。”

“过一天算一天。”

他点点头：“过一天算一天。”

对于汤姆那天的来访，有一点我记得最清楚：他显得非常尴尬，非常不安。他是来完成一项他根本不愿意完成的任务的。

我问他要不要喝可乐，他立刻迫不及待地说要。我从厨房回来时，他正望着我刚刚画完的一张钢笔画——一泓湖水映衬出三棵棕榈树，一个铺了瓦的屋顶在左边的前景中露出一角。“真不错，”他说，“是你画的？”

“不是，是小精灵们画的，”我说，“他们晚上进来，替我修鞋，偶尔还画这么一幅画。”

他哈哈大笑起来，把那幅画放到书桌上。“可惜不太像明尼苏达。”他说，带有一点瑞典口音。

“是我从一本书上临摹的。”我说，“汤姆，你找我有什么事？如果是生意上的事——”

“卡曼，你的歪道理太多了。”

他从那张旧沙发的深处望着我，脸上没有笑容。如果没有人拉他一把，他恐怕永远别想从那沙发上站起来。

“或许是的，或许不是。”他说，“至于现在嘛……埃德加，有没有什么让你高兴的事？”

“我不知道……我以前画过画。”

“什么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