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

“那个人死在那辆皮卡车上了。”我说。

“我也很难受，”我说，“可我在一点点地好起来。真的。我还要请你带一句话给她。只要她愿意，我们可以协商，根本不需要什么律师。自己协商就行了。”

“你说的是真心话，埃德加？”

“当然是的。你先全面地算算，看看我们最少有多少钱可以分配。什么也不要隐瞒。然后我们将所有钱分成四份。给她三份——百分之七十五——是她和两个女儿的。剩下的归我。至于离婚嘛……嗨，明尼苏达是那种谁也没有过错的州，我和她可以一起去吃顿午餐，然后再去鲍德斯书店买一本《离婚傻瓜指南》。”

他脸上一副茫然的神情：“有这样的书吗？”

“我还没有查过，但如果没有这样的书，我把衬衣吃了。”

“她找了个律师，准备和你闹离婚。”

“我早就料到了。”我说的是实话。我还是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掐过她，但我记得她说我掐她时的那种眼神。我记得我说她是个抛弃丈夫的婊子，记得我当时觉得她即便倒在地下室的楼梯口死了，我也会无所谓的。根本无所谓。撇开我当时的感受不说，帕姆一旦打定主意沿着一条道走下去，她几乎从来不会再回头。

“她想问一问你是否会请布仔。”

我笑了。威廉·博兹曼三世是我们公司原来请的那家明尼阿波利斯法律事务所的律师，如果他知道我和汤姆二十年来一直叫他布仔，他大概会气得大出血。

“我还没有考虑过。她干吗要问这个，汤姆？她究竟想要什么？”

“我记得应该是‘把裤衩吃了’。”

“我不就是这么说的吗？”

“算了。埃德加，那样一来的话，你的家产就毁了。”

“我根本不在乎，一点都不在乎。我只是建议我们都放下自己的臭架子，因为律师之所以能常常吃大头就是因为我们放不下自己的臭架子。只要大家理智一点，人人都能得到足够的一份。”

他喝了一口可乐，眼睛始终望着我。“我有时怀疑你还是不是我原来那个老板。”他说。

他一口气喝了半杯可乐，将杯子放在书架上，旁边就是我那幅蹩脚的画作。他低头望着自己的鞋子。“她说她希望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她说：‘我不想发财，也不想你争我夺。我只希望他能像以前那样公平地对待我和两个女儿，你能不能把这话告诉他？’于是我就来了。”他耸耸肩，仍然低头望着自己的鞋子。

我站起身来，走到客厅和门廊之间的大窗户前，望着窗外的湖水。等我回过头来时，汤姆·赖利的神色不对劲。我起初以为他胃痛，但随即意识到他是在竭力忍着泪水。

“汤姆，你怎么啦？”我问。

他摇摇头，想开口说话，但只是含糊地哼了一声。他清了清嗓子，再次开口：“老板，我实在是不忍心看到你只有一条胳膊。我真是太难受了。”

他这话说得太直白，太真诚，也太感人，换句话说，直接打动了我的心。我相信在那一刻我俩都想放声痛哭一场，就像奥普拉·温弗里脱口秀中两个特别敏感的观众一样。我们只需一位菲尔大夫，慈祥地点头同意我们流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