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
我紧紧搂着甘道夫，心中在想：把那朋友拉过来，坐在那朋友上，坐在那该死的伙计上，你这没用的婊子！
我现在正坐在那朋友上，坐在那该死的伙计上，回到了家中，可世界上所有的钟表仍然在我那破裂的脑子里鸣响着，我想不起卡曼给我的那个布娃娃叫什么，我只记得几个男孩用的名字：兰德尔，罗素，鲁道尔夫，甚至还有操蛋的凤凰汤。当她端着我不想吃的午餐进来时，我让她别来烦我，要么给我五分钟时间，让我平静下来。我能做到，我说，因为这是卡曼教我的句子。它表示滚出去，帕梅拉，就像“咪—咪—咪”的响声表示要当心，我在倒车一样。可是她不但没有离去，反而拿起午餐盘里的餐巾，开始擦我额头上的汗珠。就在她给我擦汗时，我一把抓住了她的喉咙，因为在那一刻我觉得我想不起布娃娃的名字全是她的错，一切都是她的错，包括那林克贝尔。我用没有受伤的左手抓住了她，紧紧抓住了她，用力抓住了她。我在那一刻真想杀了她，谁知道呢，也许我真的差一点要了她的命。我只知道我宁愿记住世界上所有的意外事故，也不愿记住她像渔叉上的鱼那样在我手中挣扎时眼睛里流露出的表情。然后我想起“是红的！”松开了手。
“艾娃，快带她回家，”我说，“快带她进屋去。”
格尔斯坦太太搂住女儿的肩膀，催促她站起来。“好了，宝贝。回家吧。”
“我决不丢下甘道夫！”莫妮卡尖声喊道。她十一岁，身材显得比她实际年龄要大，但在那一刻她却倒回到了三岁。“我决不丢下甘道夫！”她身上那条彩带最下面的七八厘米现在已经被鲜血浸透，拍打着她裙子的一侧，鲜血顺着她的小腿往下流，在那里留下了一条长长的血迹。
“快回家去给兽医打电话，”我对她说，“就说甘道夫被车撞了，他一定得来看看。我留下来陪它。”
莫妮卡望着我，眼睛里流露出的不只是震惊，还有一丝疯狂。我倒是一点也不怕她的目光，因为我在照镜子时常常见到相同的眼神。“你向我保证？你发誓？以妈妈的名字发誓？”
如果大家以为我这康复场所是一座湖边别墅，四周风光旖旎，只有一条人迹罕至的土路穿过北方的树林通向那里，你们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我们现在所说的是圣保罗市郊。我们的湖边别墅位于阿斯特路的尽头，这条铺了柏油的马路从东霍伊特街一直通到湖边。十月中旬，我终于接受卡迪·格林的建议，开始练习走路。距离不长，只是走到东霍伊特街而已，可每次回来的时候，我的髋骨都在请求我可怜可怜它，眼泪也常常在我的眼眶里打转。尽管如此，我每次回来时都感觉自己像一个征服了世界的英雄——要是不承认这一点，那我就是个大骗子。那天我正慢慢往家走，突然费维勒太太的车撞上了甘道夫——一条非常惹人喜爱的杰克罗素犬，是我隔壁邻居家那女孩的。
我回家的路已经走了四分之三，突然看到这个姓费维勒的女人开着她那辆可笑的暗黄色悍马从我身旁驶过。像往常一样，她一手握着手机，一手夹着香烟；像往常一样，她的车开得太快。我几乎没有注意到，当然肯定没有看到甘道夫冲进前面的街道上，没有看到它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全身穿着女童子军装、从街道对面走来的莫妮卡·格尔斯坦。我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我那修复的髋骨上。像往常一样，这些短距离的散步接近结束时，这种所谓的医学奇迹给我的感觉就像有一万个小玻璃碎片在扎着我。在听到悍马车的轮胎发出的刺耳响声之前，我最清晰的记忆是费维勒太太生活在与我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一个宇宙里，在她那个世界里所有感觉的力度都只有我这个世界里的一半那么强烈。
接着，轮胎发出一阵哀嚎声，还伴随着一个小女孩的尖叫声：“甘道夫，不！”在那一刻，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清晰而可怕的景象：差一点要了我命的那辆吊车完全挡住了我那辆皮卡车右窗外的视线，我一直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突然被一种黄色所吞噬。那种黄色比费维勒太太悍马车的颜色更鲜艳，黑色的字母向我飘浮而来，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甘道夫开始尖叫，我眼前的幻觉——卡曼大夫无疑会将那称作“恢复的记忆”——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四年前那个十月下午之前，我从来不知道狗也会尖叫。
我开始拖着双腿，像螃蟹一样横着奔跑，红色的拐杖重重地落在人行道上。我相信任何旁观者都会觉得我那样子非常滑稽，可当时谁也没有注意我。莫妮卡·格尔斯坦跪在街道中央她的小狗旁，身后就是悍马车那方格形的高大护栅。她脸色煞白，身上穿着墨绿色统一服装，胸前的彩带上挂着徽章和奖章，彩带的一端耷拉在甘道夫流出的那摊鲜血中。费维勒太太像是跳出又像是摔出了悍马车那高得可笑的驾驶座。艾娃·格尔斯坦高声喊叫着女儿的名字，从自己家的大门跑了出来，衬衣上的纽扣只扣了一半，脚上连鞋子都没有穿。
“我发誓，以妈妈的名字发誓，”我说，“去吧，莫妮卡。”
她去了，又回头看了一眼，伤心地抽泣了一声，然后才开始走上台阶回家。我抓住悍马车的保险杠，慢慢在甘道夫身旁蹲下来，而且像每次弯腿一样异常痛苦，身体尽量向左倾，不到万不得已尽量不让右膝盖弯曲得太多。尽管这样，我还是痛得忍不住轻轻叫了一声，心中在想如果没有人帮我一把，我是否还能重新站起来。肯定别指望费维勒太太来帮我。她迈开僵硬的双腿，摇摇晃晃地走到街道左侧，仿佛向皇室成员鞠躬那样弯下腰，对着排水沟呕吐起来，还不忘将夹着香烟的那只手伸向另一侧。
我将注意力转到甘道夫身上。汽车撞到了它的臀部和后腿上，它的脊柱断了，鲜血和狗屎正慢慢从两条骨折的后大腿之间流出来。它的眼睛向上望着我，我在它的眼睛里看到了希望这一可怕的表情。它伸出舌头，舔了舔我的左手腕内侧。它的舌头干得像地毯，而且冰凉。甘道夫活不了了，但可能一时半刻也死不了。莫妮卡很快又会回来的，而我不希望它到那时还活着，还会去舔她的手腕。
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会有人看到的。莫妮卡和她母亲在屋里，费维勒太太仍然背对着我。如果这段街道上有人走到窗户前（或者走到自家的草坪上），悍马车也会挡住他们的视线，让他们看不到我坐在狗的身旁，看不到我那条受伤的右腿别扭地伸在那里。我有片刻时间，但只是片刻时间，而如果我停下来左思右想的话，就会失去这机会。
于是，我用那条没有受伤的胳膊抱住甘道夫的上半身，而就在那一霎那，我又回到了萨顿大街的工地上——弗里曼特公司正准备在那里建一座四十层高的银行大楼。我开着那辆皮卡车，收音机里正在播放帕特·格林演唱的《浪叠浪》。我突然意识到，虽然我没有听到倒车的提醒声，但那辆吊车的声音太响了。我向右边望去，车窗外的世界不见了，被一片黄颜色取代。黑色的大字映入我的眼帘：林克贝尔。字迹越来越大。我知道自己已经来不及了，赶紧将方向盘打向左边，一直打到底。我听到了金属被压垮时发出的刺耳响声，那响声淹没了收音机里的歌声。驾驶室在自右向左缩小，吊车在侵占我的空间，偷走我的空间，皮卡车开始侧翻。我想打开驾驶座这边的车门，可怎么也打不开。我应该一开始就打开那扇车门，可我还没有来得及就为时已晚。我眼前的世界不见了，挡风玻璃变成了乳白色，上面出现了数不清的裂纹。然后我又看到了建筑工地像装在铰链上一样晃荡着；挡风玻璃向外鼓起，像一张扑克牌那样中间弯曲着飞了出去。我用两个胳膊肘死死按着喇叭，我的右臂在尽着自己最后的责任。吊车发动机的响声震耳欲聋，我几乎听不到汽车喇叭声。林克贝尔仍然在向我逼近，挤压着副驾驶一侧的车门，摧毁了副驾驶座前的脚坑，吞噬了仪表板，将它变成了四处飞舞的锯齿状塑料块。放在仪表板下储物箱里的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像五彩纸屑一样到处飞舞，收音机没有了声音，我的午餐盒“当”的一声撞到了书写板上。林克贝尔压了过来，就在我的上方，我伸出舌头就能舔到中间那该死的连字符。我开始尖叫，因为压力就是在那一刻开始的，先是我的右臂顶着我的身体一侧，然后慢慢扩散，破裂开来。鲜血像一桶热水那样泼到我的膝盖上，我听到有什么东西在断裂。也许是我的肋骨，听上去像用靴子后跟去踩鸡骨头一样。
“别碰它，宝贝，别碰它，”费维勒太太说，手里仍然夹着那支香烟。她神情紧张地猛吸了几口。“它可能会咬人。”
莫妮卡没有理她。她摸了摸甘道夫的身体，甘道夫再次尖叫起来——那的确是尖叫——莫妮卡用掌根捂住自己的眼睛。她开始摇头。我完全能理解她。
费维勒太太想伸手去拉莫妮卡，但随即又改变了主意。她后退了两步，靠着她那可笑的黄色交通工具高大的车身，抬头望着天。
格尔斯坦太太在女儿身旁蹲下来：“宝贝，哦，宝贝，请别……”
甘道夫开始哀嚎。它躺在街上，哀嚎着，身下那摊血越来越多。我在那一刻也记起了那辆吊车发出的响声。不是它应该发出的那种“咪—咪—咪”的声音，因为它的倒车提醒系统坏了，而是柴油机发出的震颤的突突声，以及履带压在地面上发出的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