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身车
希夫基茨皱皱眉头，一脸不屑。
“别赶活儿，”伯科威茨说，“我们想要的就这么简单。让工作自己结束。”
布雷迪没有跟着他一起笑，但脸上也露出了微微的笑意。他又倚到椅子上：“你的前景可一点都不妙。医生们不会过多讨论这个话题，就像警察们不会过多谈论他们在车祸现场的水沟中发现的断头，或是圣诞树把房子点燃后的第二天在壁橱里找到的烧焦的孩子。但事实上，关于肥胖，我们所知甚多，有脂肪堆积、浑身都是褶子的女人，洗澡的时候连自己的臀部都够不到，还有走到哪里都臭气熏人的男人，因为他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都没能好好擦身。”
希夫基茨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可以做到这个男人的要求，甚至有可能不费任何力气。有些人，只要开口吃了一个KK甜甜圈，就会收不住嘴，直到吃完盒里的最后一个。如果他是那样的人，问题就麻烦了。可他不是。
要是被问起得意之作是什么，他必定一脸茫然。若是问得紧点儿，他可能会说是为宝洁多丽衣物柔顺剂做的广告画，画上是位跑过草地的年轻金发女郎。但就连那个回答也是谎言，纯粹是为了敷衍。事实上，他不是那种拥有——或需要——得意之作的艺术家。他已经很久没有拿起过画笔，除了按照广告商的详尽指示或临摹照片之外——那个为终于摆脱静电而欢欣鼓舞的金发女郎就是从照片上来的。
“我才不管你怎么想，你他妈的混蛋！”弗雷迪大喊道，希夫基茨发现面前的人几乎要哭出来了。看来，这一次的交锋不止对他，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极大的心理负担。不知为什么，这一点是让他感觉最糟糕的地方。“我才不管你，你他妈算什么东西？你不工作，游手好闲，满身赘肉，都不关我的事！但别把面包从我孩子的嘴里夺走，听明白了吗？我不许你那么做！”
尽管过去十二年来，他在收入报税表“职业”一栏填的都是“自由艺术家”，但希夫基茨并不真的认为自己是个有想象力的男人。而且，自打从德保罗大学毕业以后，他从未为自己画过一幅画（连素描都没有）。他给书设计封面，画过一些电影海报、很多杂志插图、偶尔的商品目录封皮。他还做过一次唱片专辑封面——为他的偶像口水骨乐队，但他说不会再做第二个了，因为除非用放大镜，否则你绝对看不清成品上的细节。这就是他做过的最接近有所谓“艺术气质”的工作了。
弗雷迪冲过来，拳头扬到他眼前，摆出一个变了形的约翰·沙利文式拳击姿势。伯科威茨伸出一只手拽住弗雷迪的胳膊，把他拉了回来。
“很好。说教到此结束。你也可以称它为布道。管它呢。我不会告诉你，去吧，别再犯罪。我要说的是，你看着办。”
画上有四个男人——都是身穿牛仔裤、府绸夹克，脚蹬大皮靴的工人——站在乡间小路的一侧，路刚刚从茂密的树林中露了个头（他以泼洒、快速、饱满的笔触，用深绿的阴影和灰色的条状涂抹来表现树林）。其中两个工人手拿铁铲，另一个双手各拎一只水桶，第四个正把头上的帽子往后推，露出前额，充分表露出一日工作即将结束时的疲乏和终于意识到工作永远没有尽头的无奈；事实上，每一天结束时要做的工作都比一天开始时还要多。第四个人戴着一顶破旧的鸭舌帽，帽舌上方印着“利皮德”，看上去是工头。他正用手机给妻子打电话。马上回家，宝贝儿，不想出去，今天不想，太累了，明天想早点开工。那几个小子怨声载道，不过我把他们搞定了。希夫基茨不明白自己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可他就是知道。就像他知道提水桶的人叫弗雷迪，这些人坐着来上工的卡车就是他的。卡车停在画面外的右方，可以看到车顶的部分阴影。其中一个拿铲子的工人，卡洛斯，背部劳损，正在接受脊椎推拿治疗。
从希夫基茨口中冒出来的话变成：“你算老几，凭什么不让我保持体型？你想让我五十岁就死掉吗？见鬼，你管得太多了吧！”
他停停顿顿地画着这幅画，但工作的时候比停顿的时候多，特别是随着时间过去，他开始意识到这幅画有多棒——接下来的十天里，在一个他认为合适的时间，他把画从白纸挪到了四英尺长、三英尺高的画布上。这是十年来他用过最大的画布。
弗雷迪接口：“伙计，我不是什么哲学家，我只知道我的卡车需要保养，而我付不起钱。”
他停顿的时间仅限于瞅了瞅角落里几块空白的帆布画板，随即就否定了它们。他转而选择了一张白色的厚光面纸和一支炭笔。接下去的一个小时里，电话铃响了两次。两次他都交给了答录机。
“让我们有活儿干，”伯科威茨重复道。希夫基茨当然明白那句话的出处，他看过《教父》的书和所有三部电影。那些人就不能用一个不属于他自己语汇库中的单词或俚语吗？恐怕不能，他想。“让我们保有尊严，朋友。你认为我们能换份画画的工作，就像你一样吗？”他笑了，“不，朋友，要是我画只猫，就必须在下面写上‘猫’这个大字，别人才能知道我画的是什么。”
“我会的。”
“你杀了卡洛斯。”韦兰说。希夫基茨预感，如果从韦兰的语气中听出谴责，他就会再度气愤不平，可他听到的只有悲伤。“我们对他说，‘坚持住，伙计，情况会好转的，’可他不是坚强的人。要知道，他从来也不懂得向前看。他绝望了。”韦兰停了停，抬头看看黑色的天空。不远处，弗雷迪的道奇在轰轰作响。“他本来就不是一个满怀希望的人。有些人就是那样的。”
“我不是说你会那样，理查德——大多数人都不会，似乎他们体内有限制器——但老话说得好，用叉勺也能自掘坟墓。记住这句话。”
希夫基茨转向伯科威茨。“别绕圈子了。你们想要什么——”
“我有一个孩子需要买矫形鞋，另一个需要接受言语治疗。”韦兰也说。
一点一点地，他意识到脑海里酝酿出了一幅画，一幅要求在这个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画。当回到位于索霍区既当住宅又当工作室的公寓时，他大踏步地走过天窗下杂物散落一地的凌乱小窝，甚至都没有弯腰把邮件捡起来。事实上，他随手就把脱下的夹克衫扔在了上面。
“波士顿挖隧道的工人们中流传一句话，”伯科威茨说，“‘别赶工，让它自己结束’，我们对你的要求就这么点儿，希夫基茨。让我们还有活儿干，有钱赚。”
可是，就像灵感曾经击中我们中的精英——毕加索们、梵高们、达利们——一样，它终究会击中剩下的人，哪怕一生中只有那么一两次。希夫基茨搭乘穿越市区的公共汽车回家——自从大学以来，他就没有开过车——坐在座位上，他发现自己一路上不由自主地盯着过往的工人看：工地上头戴安全帽、脚步沉重的建筑工，有的提着桶，有的肩膀上扛着建筑板材；检修孔中一半身体在内、一半身体在外的联合爱迪生公司的电工，周围围着黄色的防护带，上面写着“施工中”；还有三个在百货大楼橱窗前搭建脚手架的工人，旁边站着第四个在打手机。
“这太疯狂了，”希夫基茨喃喃道，“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