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物
“似乎是。”
“要是你的性生活有问题，或是有冲动在城里乱晃谋杀穆斯林，我可不愿意知道。”
我事先绝对没有预谋——如果有时间思考，我想我绝对不会说一个字儿——却脱口而出，问她可不可以请她吃午饭，并向她咨询一些事情。
“事实上，”我说，“我遇到了一些麻烦。或许你可以按下我的重启键。”
我们站在大厅里。帕德罗坐在角落里看《邮报》——同时倾听我们说的每一个字，对此我毫不怀疑。对他来说，这栋大楼里的住户是世界上最精彩的白日剧集——她回应了我一个愉悦而紧张的微笑。“我想我欠你一顿饭，”她说，“不过……你知道我结婚了，对不对？”
“是的。”我回答，没有指出她伸出左手跟我握手，根本不可能不注意到她的戒指。
她点点头。“嗯，你一定好几次看到我和我先生在一起，不过当时空调故障的时候他在欧洲，现在他也在欧洲。他叫爱德华。两年来，他在欧洲的时间比在这里长，尽管我并不喜欢这样，可我不管怎么说都是个结了婚的女人。”接着，仿佛是又想到了什么，她补充了一句，“爱德华是做进出口生意的。”
我想起布鲁斯·梅森吹响海螺壳，宣布自己是蝇王。我想起莫琳·汉农有次告诉我——那次谈话不是在琼斯海滩发生的——《爱丽丝漫游仙境》是第一部“迷幻”小说。吉米·伊格尔顿有天下午对我说他儿子除了口吃以外还有学习障碍，简直就像买一送一；还说要是不给那孩子请一个数学家教再加一个法语家教，估计他是没法在可预计的将来从高中毕业的。“在他能享受‘全美退休人员协会’的折扣价买课本之前”，这是他的原话。在那个漫长午后的阳光中，他脸色苍白，略有胡茬，似乎早上用的剃须刀不够锋利。
我正要迷迷糊糊睡过去，最后那段记忆却让我猛然惊醒，因为我意识到那个对话肯定是在九月十一号前不久进行的。也许只是几天前。甚至是那之前的星期五，也就是说对话发生在我最后一次见到吉米活着的那一天。还有那个口吃加学习障碍的年轻人：他的名字是叫杰瑞米吗？杰瑞米·艾恩斯的杰瑞米？肯定不是，肯定只是我的脑子在作怪——有时狡猾的猴子会吃香蕉——但看在上帝分上，差得不远。也许是杰森。或者是贾斯廷。夜半凌晨，思绪疯长，我记得当时想，如果那孩子的名字真是杰瑞米，我很可能会发疯的。宝贝儿，那会是压断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
凌晨三点钟，我终于想起了谁是里面装着钢币的树脂方块的主人：债务部的罗兰·埃布尔森。他说那是他的退休金。就是罗兰习惯说“露西，你必须给我们一个解释。”二〇〇一年秋天的某个晚上，我在六点新闻中看到了他的遗孀。我曾和她在公司的某次野餐会——跟琼斯海滩的那次很像——上交谈过，当时就认为她很漂亮。守寡似乎进一步雕琢了她的面容，使她的漂亮变成了肃然的美丽。新闻报道中，她不断地描述自己的丈夫为“失踪”。她拒绝称他为“死亡”。而如果他果真活着——如果他真的再出现——他就必须给我们一个解释了。绝对是。不过当然了，还有她。一次大规模谋杀竟然将一个女人从漂亮变成了美丽，她也必须给我们解释解释其中的奥秘。
我躺在床上，想着这些事情——我记起了琼斯海滩上拍岸的浪花和天空下飞过的飞盘——心中满溢的难忍悲伤，终于化成眼泪流了出来。然而，我也要承认，那同样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天晚上，我终于明白，物体——哪怕是很小的物体，就像树脂方块里的钢币一样小——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沉重。可是，由于那是思维的重量，所以并没有数学公式能够计算。不像保险公司的蓝皮书中说明，如果你抽烟，寿险费率会上升x；如果你的农场处于龙卷风多发带，农作物收成险的费率会上升y。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那是思维的重量。
我过去是从事保险的，可是，有一天公司爆炸了，我想对她说。不过最后，我还是说了句听上去神志正常的。
“我并不想找人约会，罗伯逊太太。”我也同样不渴望与她以名字相称。她眼中一闪而过的是失望吗？认真地说，我认为是的。但至少，这句话可以说服她，我仍然是安全的。
她把双手放在臀部，装作一副生气的样子。也许她的气愤比我想象中真诚。“那么你想要什么？”
“只是有人能听我说说话。我试着找心理医生，但他们都太……忙了。”
“所有的？”
第二天早上，我再次把那些东西整理到一起，并发现了第七件，这件在沙发底下。坐在我旁边格子间的家伙，米沙·布雷任斯基，在桌子上放了一对潘趣和朱迪玩偶。我从缝隙里瞥到沙发底下是潘趣。到处不见朱迪的影子，不过有潘趣就可以了。幽灵般的阴影中，潘趣的黑眼睛朝我看过来，让我的心沉入可怕的沮丧中。我把玩偶勾出来。地板上留下的一条灰痕让我厌恶不已。留下痕迹的物体是真实的，是有分量的。这一点毫无疑问。
我把潘趣和其他东西一起放在小厨房外的多功能橱柜里。它们一直待在里面。我本来不确定它们会固定地待在一个地方，事实证明，它们会的。
我妈曾告诉我，要是一个男人擦完屁股之后发现厕纸上有血，他的反应应该是接下来的三十天在黑暗中拉屎，同时祈祷万事无恙。她用这个例子向我解释她心目中男性哲学的基石：忽视问题，也许问题会自己消失。
我忽视那些在房间里发现的东西，我祈祷万事无恙，形势便真的有了一点好转。我很少再听到橱柜里的低语声，除非是在深夜，尽管我越来越多地到外面去做研究工作。到十一月中旬时，我已经是在纽约公共图书馆里度过大部分时间了。管理员们肯定都熟悉我拿着苹果笔记本的身影了。
然后有一天，就在复活节前夕，我走出大楼时恰巧碰到了葆拉·罗伯逊进来，那位我通过按动空调重启键拯救于危难的美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