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

他又把两手紧紧握在一起，看着我的眼神有挑衅也有害怕。还有，我想，一些释然。不眠的夜里，他肯定曾经想象过告诉一个精神病医师自己精神有毛病会是怎样一种情景，而当他真的这样做了，我并没有尖叫着冲出房间，也没有叫来一群穿白大褂的进来。在一些病人的想象中，我在旁边的房间里安置了许多这样身穿白大褂，手拿蝴蝶网和约束衣的人。

我请他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自己的精神困扰，他耸耸肩。

“还不是强迫症的那堆症状。恐怕你都听过一百遍了。我来这里是为了对付症状背后的东西，也就是发生在去年八月份的那件事。我想，或许你可以给我催眠，让我忘了它。”他充满希望地看着我。

我告诉他，虽然他的要求不是完全不可能做到，但催眠更有效的是用于帮助记忆，而不是屏蔽记忆。

我告诉他，并非总是如此，但在大多数的案例中的确如此。我又补充道，如果确有其他问题，失眠不会是唯一的症状。

“哦，是还有其他的，”他说，“成百上千个。看看我的鞋。”

我看看他的鞋。他穿的是系带的劳动靴，左脚的鞋带系在上面，右脚的却是在下面绑住的。我说，这很有趣。

“是的，”他说，“我上高中的时候，女孩们中流行，有男朋友的把运动鞋的鞋带系在下面；或者有了喜欢的男孩，她们想要谈恋爱。”

我问他是不是也有稳定的女朋友，想以这个话题消除他的紧张。紧张通过他的姿势表现出来——他的手指紧紧握在一起，指关节都发白了，就像是生怕不握紧它们就飞走了似的。然而，他没有笑，连一丝笑意都没有。

N.，48岁，波特兰一家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离婚，两个女儿，姐姐在加州读研究生，妹妹在缅因州的大学读三年级。他用“疏远但友好”来形容和前妻的关系。

他说：“我知道我比实际年龄看起来显老，因为我一直失眠。我吃了唑吡坦，还有另外一种绿色的，没用，只让我头昏脑涨。”

当我问他失眠多久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十个月。”

我问他来找我是不是因为失眠，他看着天花板笑了。大多数病人会选择椅子，至少是在首次问诊时——一位女性病人曾对我说，躺在沙发上让她觉得自己像《纽约人》漫画里可笑的神经病——但N.直接坐到了沙发上。他躺在那儿，双手交叉，紧紧地贴在胸前。

“谈恋爱我是有点老了，”他说，“但我的确有想要的东西。”

他考虑了一下。

“我试着把两只脚上的鞋带都绑在下面。没用。但是一只上一只下，似乎真的有点用。”他把右手从左手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拇指和食指伸出来，几乎挨在一起，比划道：“大概这么多。”

我问他想要什么。

“想要我的脑子恢复正常。但通过将高中流行的鞋带绑法稍作改变，妄图治好自己的脑袋，你也会觉得这人疯了，对不对？疯了的人们应该寻求帮助。如果他们还有残存的一点理智——这一点我倒不谦虚——他们就会知道，所以我来了。”

“我想，我们都知道不是那样，博恩森特医生。”他说。

我问他什么意思。

“如果只是想去掉眼睛下面的黑眼圈，我要么去找整形外科，要么就去找我的家庭医生了——顺便说一下，是他向我推荐你的，他说你非常优秀——向他要一些比唑吡坦更强的药。肯定是有药效更强的，不是吗？”

我没说话。

“据我所知，失眠往往只是某个问题的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