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

因为刀放在银器盒里会影响世界的秩序，我试探地说。

“不！”他叫了起来，“你是明白的，博恩森特医生，但你又不是完全明白。”

既然如此，我就需要你的帮助，我说。

“世界的秩序已经乱了。去年夏天，去阿克曼地时，是我打乱了它。只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

“三十就可以，”他说，“十五双。大多数日子里，达到这个数字没问题。”

为什么有必要达到一定的数量呢？

他想了想，看着我。“如果我说‘你知道的’，你会不会又让我解释那些你本来就该知道的东西？我是说，你对强迫症并不陌生，而我对此也查找过资料——查了不知多少——在我自己的脑子想过，也在网上看过，所以，我们能不能直入主题？”

我说，大多数执着于数数的人都觉得达到某个数量——称之为“目标数字”——才能维持某种秩序。比方说，保证世界围绕其中心转动。

他满意地点点头，然后便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啊，”他说，“我不知道原来是这样。该死。”他再次看着天花板，半边脸的肌肉活动着，我猜他还有话要说。“要知道，这有可能有危险。”他住了口，但我知道他还会说下去；他下巴上的肌肉还在绷紧、又放松。“我的问题有可能非常危险，”他又停下了，“对我而言，”再次停下，“对其他人而言可能也是。”

每次诊疗都是不断选择的过程，都是一条条没有路标的分岔路。这时，我可以问他那是什么——那个危险的东西——但我没有问。相反，我问他，他所说的一堆强迫症的症状是什么。除了一只脚上的鞋带靠上，另一只靠下以外，当然这也是很好的例子。（这句话我并没有对他说。）

“你都知道。”他狡黠地看了我一眼，让我有些不舒服。我并没有表现出自己的不快；他并不是第一个让我不舒服的病人。精神病医师就像业余的洞穴勘探者，真的，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会告诉你，洞穴里到处都是蝙蝠和臭虫。不是什么让人心旷神怡的东西，但大多数是无害的。

我请他回答我的问题，并提醒他，我们目前还处在相互了解的阶段。

“你也没有固定的女朋友？”

“一天，当我数着鞋子往办公室走时，看到了一个残疾人，一条腿自膝盖以下没了。他拄着拐杖，断腿上套了一只袜子。如果他穿了一只黑色的鞋，那就没有问题了。因为，就像我说的，我是在回办公室的路上。可他的那只鞋是棕色的。于是，我一天都过得心神不宁，夜里也完全睡不着。因为奇数是不好的。”他敲了敲自己的半边脑袋，“至少在这里它们是不好的。我脑子的一部分还是理性的，告诉我这都是无稽之谈，但另一部分却知道这绝对是有道理的，而后一部分是占上风的。你会想，如果没有发生任何不好的事情——事实上那天运气很好，我们一直头疼的国税局审计竟然毫无理由地被取消了——这种偏执就能打破，可事实并非如此。我数到了三十七只棕色鞋子而不是三十八只，但世界并没有终结，脑中非理智的那个声音就说，那是因为鞋子的总数不只是超过了三十，而且是超过了许多。

“往洗碗机里放餐具时，我会数盘子。如果超过十以后是偶数，就很好。如果不是，我会再往里放入适当数量的干净盘子。餐叉和勺子也是一样。洗碗机前面的小塑料盒里至少应该有十二副餐具。因为我是一个人住，也就意味着经常要往里面放干净的。”

刀呢，我问，他立刻摇了摇头。

“从来不算刀。不放在洗碗机里。”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也不知道。停了一下后，他有些负疚地斜着眼看了我一眼。“我总是用手洗刀，在水池里。”

是的，我告诉他，我也没有女朋友。

“我们最好快点了，”他说，“因为我在你这里处于橙色预警状态，博恩森特医生，很快就要进入红色预警。”

我问他是否数东西。

“当然了，”他说，“《纽约时报》的填字游戏里有多少条线索……星期天的时候我数两次，因为填字的格子更大，数两遍更有把握。事实上，是有必要。我数自己的脚步。打电话给别人时电话铃要响几下。大多数工作日里，我在‘殖民地餐厅’吃饭，离我的办公室有三个街区；去那里的路上，我会数一路上看到的黑鞋子有几双。回来时，我数棕色的。也有一次我试着数红色的，但那感觉很荒谬。只有女人才会穿红色的鞋子，而且并不常穿，特别是白天。我只看到了三双，所以我又回到了‘殖民地餐厅’，从头开始，但我这次数的是棕色。”

我问他是否必须数到一定的数量才会感到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