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方证人

店员走过来找零钱，他好奇得要命。

欧斯抓住车子，轮子尖叫转弯时，欧斯不断咒骂。我身子往前倾，拼命向前开。中央街口亮起红灯，我突然转向转到加油站，穿过路障，窜到中央大街，穿梭在车辆中间，然后右转一路朝东而去。

他把执照递给我。他名叫汤姆·史耐德，是绿顶小客车公司的司机。我把酒瓶盖好，放进口袋，丢了半美元在柜台上。

“没我事了吧？可以走了吗？”他的声音如释重负。

“我习惯用这一张。”我说。我在摊开的地图上弯下腰，寻找仁福街。然后突然打住，看着年仔帽的脸，说：“你倒挺快想起那个住址的。”

绿顶出租车四六九号停在对街阴暗的地方。我看不出有人曾经在车里开过枪。史耐德在驾驶室里找到他的帽子，迫不及待地坐到方向盘后面。

他把烟斗放进嘴里，狠狠地抽了一口，把两根手指迅速塞进敞开的背心口袋里。

到了西锡马龙我们转向内陆，轧轧地穿过运河市，到了圣安吉罗运河。又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到陶恩大道五六四〇号，那正是卡利龙饭店的地址。这是一栋很大，随意铺着板岩顶板的建筑，有地下车库，前院的喷泉在夜晚装点着淡绿色的灯。

我说：“省省吧，听我说，行吗？你听说过一个叫卢·哈格的人吗？是个赌徒。一个月前他的住处被突击，关门了。”

“又是朋友？哼……先生，他上夜班……我想他已经走了……仁福街一七二三号，靠灰湖那头。”

当我报出姓名时，他大呼小叫起来，“你还到处游荡？简直是件奇闻。我以为廷南的朋友早就把你撂倒，丢到荒郊野外去了。”

我说：“谢谢。有电话吗？”

我走出去，在我的马蒙里坐了几分钟，抽了一根烟，喝了几口酒。然后走回卡利龙，在电话亭里拨了电话给《电讯》，请他们接市政组找冯·白林。

“刚才有两个混混问过。”

我们走出去。我让别克带路，甩开奥林达零落的街灯，穿过一串海滨小镇。许多小屋建在靠海的沙土上，大点的屋子则建在后面的山坡上。灯火此起彼落。轮胎在湿润的混凝土上歌唱，别克的小琥珀灯在转弯处对我眨眼。

我赶快折起地图，边塞进口袋，边冲出门。跳过人行道，跃进方向盘后，猛踩油门。

“走吧！汤姆，”我在他前面说，“去找你的出租车。我想你不应该再等下去了。”

“有人抢先了，”我对欧斯说，“刚才两个家伙问了那小伙子的地址。可能——”

“没电话。”

那儿的职员是一位苦行僧模样的年轻人，他正就着电话总台的灯光阅读《加州受理上诉决议》。他说卢不在，他十一点上班后就没见人影。经过一番短暂的争执，诸如时间太晚啦，我的探访太重要啊，他终于打电话到了卢的房间，可是没人接听。

我从口袋里抽出折叠的地图，打开一部分，放在他鼻子前面的桌上，他看起来有些不悦。

我告诉他没什么事了，还给了他我的名片。他转离街角时是一点十二分。我爬进别克，开下车库的缓坡，交给一个正慢条斯理擦车的黑人，独自绕道走向大厅。

“墙上有张大的。”他粗声粗气地说，开始把烟草塞进短烟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