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大海

下午，咖啡馆前的街上开始热闹起来。男人们都向市中心的方向涌去，好像那儿发生了什么事情。听不清内容的叫喊声，总是同一个词。伦德格伦带着一张痛苦的脸注视着这一切。几个小时后人群又涌了回来，还是同样的叫喊声。

阿玛窦在自己的陈述中完全没有理会那些指控，他完全否认有过任何的犯罪行为。这也不奇怪。在一个男人说话还有点作数的国家，实际上是没有人会招供的。在所有案件调查中所有犯罪嫌疑人的标准陈述是：所有针对他们的指控都是凭空捏造的，他们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如果嫌疑人或被告人试图自己编造出一个案发经过的版本，他们一般不会顾及到其中的细节。阿玛窦也不例外。他不会想到把已有的事实依据逻辑融入到自己想象的故事中去。为什么一只凉鞋会卡在公社的楼梯夹缝里？为什么在公社的院子里会找到那只空弹匣？为什么四十名目击证人能够一眼认出他？这一切即便他再愿意配合也无法说明，而且他不明白，为什么偏偏向他提出这些问题。回答这些问题难道不是警察的任务吗？他指了指任意的一台电气设备（电传打字机、咖啡机），请求给他连上测谎仪。他向至高无上的上帝发誓，他解释说，他只能讲述事实上发生的事情，他随时愿意这样做。他，阿玛窦·阿玛窦，只是在沙漠里散了一会儿步。当时的天气很不错，所以散步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乍一听这也许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但也不是不可能的，不少绿洲居民的第二职业仍然是走私）。散步时他在荆棘丛里跑丢了一只凉鞋。后来他在土路附近发现了一辆被遗弃的浅蓝色丰田车，汽车没上锁。因为副驾驶座椅上放着一篮诱人的水果，他坐进了车子。他，阿玛窦，因为很饿，所以想着是否可以吃一些水果。为此当然可以指责他，因为水果并不是他的。他愿意对此发誓。但就在这个时候，他被一名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警察逮捕了，并带到了塔吉特。至于汽车杂物箱里的手枪，他一无所知。

第三天早晨，伦德格伦给了那个没有牙齿的老人一点小费，请他坐到其他地方去。老人接过了钱，还是坐在原地不动。第四天伦德格伦向他打招呼说：“你今天有没有操你家的羊？”阿拉伯人只是伸出了手。一道白色的光线从天空中直射下来。伦德格伦又给了阿拉伯老人一些比前日更多的小费。他大声笑着，容光焕发，完全抑制不住地神采飞扬。那点尚存的理智让他发觉，他身体里有什么东西，也许是他的脑子，也许是腹泻，也许是那个想出嫁的黑人公主的目光，让他充满了亢奋。亢奋可不好，亢奋是不允许的。他明白这一点。他什么都明白。他是伦德格伦。

1972年8月23日，星期三，据目击证人的报告，那天发生了如下事件：阿玛窦·阿玛窦喝醉了酒，驾驶着一辆本不属于他的锈迹斑斑的浅蓝色丰田车，闯进了商贸集市附近的公社院子。据五名公社成员的一致报告，他在那里先是表示可以提供一些服务项目，而这些服务项目的具体内容开始时大家并不清楚。接着，在主人给他上了茶之后，他发表了一通有关性生活的大胆但在解剖学上又说不通的讲话（四个目击证人），还开始了一段有关两性关系的哲学谈话（一名女性目击证人）。再后来，显然在无人看到的情况下他独自跑到厨房里继续喝酒。最后，他手里拿着一把忽然间冒出来的枪支在公社里横冲直撞，寻找值钱的东西。先是公用客厅里的一台高保真立体声音响设备引起了他的兴趣，但是他一个人无法运走。他要求一位女性公社成员帮他把音响抬到车上去，但是遭到了拒绝，理由是音响设备的钱款尚未全部付清。他朝她脸上开了一枪。接着有两名其他的公社成员赶来试图（不知是通过语言还是采用其他什么方法）解除阿玛窦的武装，也被阿玛窦射杀。在接着搜查公社驻地的过程中（这个时候那把枪支挂在他的胸前就像是一条牵着绳子的狗），他找到了一只装满钱款的皮箱（均为纸币，币种不详）。阿玛窦当即把一切都忘在了一边，拿着皮箱仓皇地想逃离公社小楼。此时他跑丢了一只凉鞋，鞋子卡在了楼梯的夹缝里。他开枪打死了躲在柜子里的又一名公社成员，并且在离开小楼时顺手牵羊拿走了放在厨房餐具柜上的一只装得满满的水果篮子。听到枪声，大约三十至四十名当地居民涌到了公社的院子里，他们看到阿玛窦为了驱散围拢的人群，一边往空中放着枪，一边跳上了那辆丰田车，往海滨大街的方向疾驶而去。半道上汽车没油了，在沙漠中抛了锚。尔后阿玛窦被那个矮小肥胖的村警逮捕了，并很快被带到了波利多里奥的办公室。阿玛窦被逮捕时只穿了一只凉鞋，当时未发现装有钱币的皮箱，却在那辆抛了锚的浅蓝色丰田车的副驾驶座椅上找到了那只水果篮子。在汽车的杂物箱里找到了那把还有点余温的毛瑟枪。不仅如此，后来在公社的院子里还找到了一个与手枪吻合的弹匣。卡在楼梯夹缝里的一只凉鞋，与阿玛窦脚上穿的那只正好是一对。

想看一下图纸又不被人发现，并不是没有危险的（也不那么容易）。为此他先要得到那种发光的仪器。文字是加了密的，或者是用阿拉伯文字写的，反正对他来说都一样。不过他还是拿到了设计图纸。虽然伦德格伦什么都看不懂，但上面的图像在他眼里不管怎么说是圆柱体形状的，而且看上去很神秘。总共有好几百页，显然内容不仅仅涉及离心器。他得到了一丝安慰，至少这不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他来到这里是为了一项正式的使命。他不是那么容易上当受骗的。

“在脚底钻进螺钉，”卡厉米说道，“这里当然不会使用这样的方法。实话说，如果我们真的对你的供词感兴趣的话，我们早就得到了。但愿你明白这一点。为此我们不需要你的脚底，为此我们不需要任何东西。只是，谁会对此感兴趣呢？你是否想过，谁会对你的陈述感兴趣？你有没有看到过那些证据？”

但是他还是感到有点不舒服。这不是那种可以容忍失败的任务。他坐在一个真空地带，在荒漠里。在街道的另一边正对着他的地方，两天来有一个掉光了牙齿的阿拉伯人坐在阴影里，一直在注视着他。有的时候，老人身体前倾，好像在对着某个方向祷告。接着他又目不转睛地盯着伦德格伦。

此事已经上升到了这样的高度，而阿玛窦全然不知。他还在继续指着那台被当作测谎仪的咖啡机，以父亲和父亲的父亲的生命发誓，以至高无上的上帝的名义发誓，他呼吁国王和他的家族帮助他，他说，就算对他严刑拷打，即使在他的脚底钻进螺钉，他也不会背离事实一毫米。

“这人总是坐在那里，他脑子有点问题。”十二岁的女招待告诉伦德格伦。但是女招待的话也不可信。每次，当他转过身去的时候，她都向他投来热情的目光。畜生！这些胖女人都这样，愚蠢至极，但又都长得那样标致，这是她们的本事。就像动物一样。民族性格使然。看那金色的皮肤！黑色的眼睛！这一切都流淌在她们的血液里，与生俱来。还有谁可以相信？这正是这份职业令人兴奋的所在，不能相信任何人。人是一个面具，世界只是一个表象，在所有一切的背后是一个思想和一个秘密。而在每个秘密后面还有另一个秘密，就像影子的影子一样。

在这个世界上，伦德格伦已经看到过很多不幸。不知什么时候，他发现了亚、非、拉这三大洲及其居民的问题所在。除了其他的一些因素之外，那里的人认为脑力劳动是一件没有男子气概的事情。自然没有人这么说过。但他们分不清科学与那些诸如自豪、尊严之类的伟大理想之间的区别。科学是女人的事情。如果你给一个女人一百美元，她能平地踩出一家有八个员工的裁缝铺来。如果你给一个男人一百美元：互相残杀。最糟糕的是阿拉伯人。他们血管里流淌着的是无所事事、阴谋诡计和狂热主义。思考是女人们的事情，而女人，这也是明摆着的事，她们的脑子往往愚笨得不够用来思考。这是一个怪圈。伦德格伦思索着这个他称之为阿拉伯民族性格怪圈的问题。他想的时间越长，越觉得这一切其实并不陌生。因为仔细一琢磨，其实他跟他们也没什么区别。

波利多里奥看了一眼他的手表，从口袋里取出两片阿司匹林，没喝水就这么干吞了下去。他抬高下巴盯了一会儿天花板下的吊扇。嫌疑人还在那里像演哑剧似的坚持着他的剧本：荒漠里的散步、凉鞋、水果篮子、逮捕。他在沙发上转来转去，而当律师像小学老师那样第三遍第四遍重复着他的观点时，波利多里奥忽然从被告的眼神里捕捉到了一点他至今还从未看到过的东西。这是怎样的一种眼神？这是一个不那么聪明的人的绝望眼神，在他的律师单调地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的时候，这个人意识到，他的生命快要到头了；尽管所有的证据都对他不利，但几分钟前从他的眼神里还透出他尚且怀有侥幸心理，觉得会有机会逃脱上断头台的命运；而此刻他的眼神不仅仅是绝望，还显得非常吃惊。看着这个人的眼神，波利多里奥想，这个人也许是无辜的。

科学是什么？科学是一群长着鸡胸脯的人的炒作。从事科学工作的都是一些妄自尊大的人，这些小个子男人穿着母亲洗净熨好的衬衣，戴着厚厚的眼镜甚至连实验室的门都看不清，却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假嗓音安排着任务：你，到世界上去，把那里的脏东西都扫除干净。重要的事情我们早已核算清楚并且完成了。从哲学观点来看，物理是一种描写现实的模式。但那是一个错误的模式。物理不够全面，因为物理把最重要的东西隐没了，那就是人和人性的弱点。至少这一点赶骆驼的人还是懂的：面对最简单的暴力，就算最伟大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也会束手无策。科学不联系真实的存在，不联系真实的真实存在，这是因为缺少反馈。间谍活动是有这种反馈的，间谍活动是全面的，这是一种几近艺术性的过程，而且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间谍活动惯用的是制造假象和错觉。不同于科学，艺术和体育接近生活。人的生活微不足道，但却是一部美妙的、伟大的、易于消失的、脆弱的艺术作品。而唯一可能让人抓狂的一点是，接头的人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也许在某个地方他正悠闲地坐在自家院子里，做着最喜爱的游戏，早已把同位素分离忘得一干二净。

“哦，哈哈，”卡尼萨德斯眼睛望着写字台，高兴得像个孩童一样，“哦，哦。”

接头的人没有出现……还有就是太阳。早在第一天晚上，伦德格伦就买了一顶可笑的草帽。草帽几乎保护不了他免受日晒，太阳在八分钟前作为一次核聚变的废料发出来的射线毫不妥协地正好照射到伦德格伦的额头上。但是他又不敢坐到咖啡馆里面去。洞察全貌注意安全，这是最基本的准则。电磁射线穿过草帽火辣辣地晒着，他看了看绿色的旗子，看了看绿色的房子。忽然间，他说不出话来了。

近几天来，一位政府官员正在美国谈判有关军事合作和发展援助等事项，而恰在此时美国报刊出现了有关这桩血案的报道，其详细程度异乎寻常。欧洲也开始有人关注受害者里面是否有欧洲人。在首都，有人提出了一些令人不快的质问（法国大使、美国大使、德国的一家新闻周刊）。而所有这一切引发的结果是，卡厉米和一名检察官不得不入住廷迪尔玛的一家酒店。官方的说法是，为了再次彻查此事；而实际上，是为了给大批涌到当地的新闻记者提供一些有关事件进展的小道消息，还有那些令人目眩的例子，仅仅为了说明案犯神志不清因而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如果受害者真的都是一些吸毒的嬉皮士，并且在荒漠里领导着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大麻工场，那么事情一旦被当真了，对于第一世界国家来说唯一作数的只有国籍这一项而已。

伦德格伦会心地笑了。但突然之间，在第二天的下午：灾难。那个掉光了牙齿的老人不知从哪里突然弄来了一个小型电子仪器。他试图用手把仪器挡住，但伦德格伦还是从眼角里看到了。那个仪器在日照下闪了一下。阿拉伯人把小小的黑匣子放到耳边，就在这个时候一辆吉普车从街上开下来——这是信号。伦德格伦跳了起来，他跑进咖啡馆，躲进了厕所里。他两手紧紧抓住水盆的边缘，告诫镜子里的自己一定要谨慎。接着有什么声音，脚步声：伦德格伦屈身从窗户跳了出去。酷暑里连阴影处都有42度。他跃过一堵矮墙（110米跨栏赛跑，14.9秒，瑞典青少年全国纪录），他跨过一群被吓得乱叫乱跑的鸡，两次左转，飞快地来到了那家咖啡馆所在的主街上。他摸了摸胳肢窝下的武器，打开了保险，心里想着他的妻子，四处张望着。

然而，受害者是外国人这个事实使一切都变得异常复杂。波利多里奥只是在第一天负责审讯，第二天和第三天由卡尼萨德斯接管，他敷衍着想把案件推回给廷迪尔玛去。但接着内政部出人意料地开始插手此事，并把案件交由资历最深的卡厉米负责。

穿过被太阳晒得微微颤动的空气，他看到了那家小咖啡馆，看到了游廊前那张小桌上放着的他的记事本、他的太阳帽和他的麦芽茶。前面是一张空空的椅子。伦德格伦形状的空气占据着他的位子。在街道的另一边，那个阿拉伯人一动不动地坐在绿房子前面，在他的耳边是一台半导体收音机。音乐，单调的歌声。吉普车已经开过去了。伦德格伦眼前的一切都是飘浮的。十二岁的选美皇后带着友好但又吃惊的表情在向他招手。伦德格伦无精打采地坐回到小桌旁，就像一块出着汗的奶酪。女孩笑着，他不去看她。她把一对还没发育好的奶子挤到前面，他视而不见。先执行任务，再跟女孩上床。这是老规矩。

连续四天里，他一直重复着同样的陈述，没有改变一个字。仅有的一次，那是第四天的晚上，在极度疲劳的状态下，阿玛窦表示他在开车逃跑的过程中把皮箱扔出了窗外，但在几分钟后他就撤回了这句话，此后再也不愿提及此事。他表示，如果不马上就让他睡觉的话，他不愿意再说任何话。

律师完全可以同阿玛窦到旁边的房间去，或者他也可以请卡厉米、卡尼萨德斯和波利多里奥到门外去。但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把阿玛窦带到了七八米外的一个家具旁，压低了声音告诉阿玛窦（尽管他的声音警察们都能听得清清楚楚），证据的情况对他非常不利，而天又这么热。他抬高着食指又补充道，其实在真主面前一切都早有定论。但在一个人世间的法庭面前，就这一案件来说，招供既不会带来好处也不会带来坏处，只是可以缩短这个毫无疑义而又让人失去尊严的诉讼程序。而在他眼里，阿玛窦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等等。这个男人显然不是一个大牌律师。他长着一张农民的脸，穿着一套不合身的黑色西装，在上衣的口袋里插着一块深黄色的手帕，像是在发出绝望的求救声。警署里的人不清楚，阿玛窦的家人究竟是从哪里找来了这么一个人。八九不离十他们是用实物来支付他的薪酬的。阿玛窦有六个还是七个兄弟姐妹。

一种麻木的感觉就像一团棉球一样留在了他的舌头上。他说不出话来，感觉就像一下子想不起自己的名字。他想不起那样东西的名称，那样会旋转的东西。他为什么到这儿来。没错，是为了离心器。他脑子里一下冒出来许多其他类似的词汇。但没错，是离心器。那之前呢？情况越来越糟糕。先前他还想到过薄荷茶，小姐，来一杯薄荷茶。但究竟为什么他现在在这儿呢？为了……极端的离心器？极为高速的离心器？伦德格伦揉了好长时间的太阳穴才想起了“准”这个词，准离心器。但这不是正确的名称，或者是？是正确的名称吗？如果这不是正确的名称，那他什么时候才能想出那个正确的名称呢？你好，我是准伦德格伦。我带来了这样东西。好，谢谢。不用客气。情况真的变得越来越愚蠢。肯定因为是太阳，这该死的太阳。该死的茶。该死的离心器。

几乎整个过程都一言不发地站在一边啃着指甲的律师，这时轻声地抗议了一声。接着他要求跟他的当事人单独说几句话。卡厉米指了指放在墙角的一张沙发，警官们吸毒时通常坐在那里。

抽了两根烟喝了半杯茶之后，伦德格伦浑身颤抖得就像一片豌豆叶子一样。作为一个习惯于不信任任何人特别是不信任自己的人，从一开始他就怀疑把他派到这里来只是作为诱饵。就像对待学徒那样，让他去干那些莫名其妙的活儿，事后却又取笑他。这些长着鸡胸脯的人，用手指着他，透过他们厚厚的眼镜片看着他，还向他扔粉笔头。在这儿不同的是，他们不会扔粉笔头，而是更糟。他们最喜欢的项目是酷刑。

阿玛窦在椅子上蹭来蹭去，冷笑着。卡厉米转向律师，问道：“您有没有试着向他解释清楚情况？这些证据当中只要拿出十分之一就足以把他送上断头台。”他又转过身对着阿玛窦说道，“不管你说还是不说，都他妈的无所谓。就算是这个世界上最贪腐的法庭都无法宣判你无罪。你可以闭嘴不说话，也可以说话。唯一的区别是，如果你说了，你的家人以后可以领回一具全尸。想一想你的母亲。不，我纠正一下，这当然不是唯一的区别。另一个区别是，如果你说话，可以允许你出去撒泡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