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吓到我？”罗伊娜·德雷克看着他，伴随着沉思，她的眉头又皱到了一起，“不，我不觉得我被吓到了，没有。那就是一时手滑，有时刷碗的时候也会发生，真的，就是因为太累了。那时我已经很累了，准备晚会、主持晚会什么的。晚会进行得很顺利，我必须说。我曾经那么觉得——哦，那就是累极了的时候笨拙的举动。”

“我听说她也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波洛说。

“是的，”波洛说，“惠特克小姐怀疑——我觉得——您怎么把花瓶摔下去了呢，她觉得可能是有什么事儿吓到您了。”

罗伊娜·德雷克突然看向他，而波洛在温和地微笑。

波洛很怀疑。她说这些话的方式让他更坚定地认为她没有说实话。她肯定看到了什么人或什么事。也许门只打开了一点点，只能模糊地看到里面有个人影。但是她否定得很坚决。为什么她这么坚定呢？他想知道。因为她一时不愿意相信她看到的那个人在门后做了什么犯罪活动？一个她关心的人，或者，一个——似乎更可能是——一个她想保护的人。那个人，刚刚度过童年阶段，她认为那个人还没有真正意识到他做了多么可怕的事。

“您似乎已经知道附近所有的流言了。”罗伊娜冷淡地说，“对，是这样。我姑妈去世之后不久她就突然离开了。”

“藏书室……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是的，我能看见那扇门。”她停了很久，然后用既坦诚又坚定的眼神看着波洛，说，“我没看见任何人离开藏书室，”她说，“没有人……”

“出于一些原因，似乎是。”

“您看没看到什么人，也许，正要离开藏书室？”

波洛颇有兴趣。

“是的。她知道很多事情。我是说，她是个天生的心理学家。您说我可能会对杀害乔伊斯的凶手有些看法——不成形的观点。我没有，但是我觉得埃姆林小姐会有。”

“您不认为惠特克小姐可能看见有人进藏书室了吗？”德雷克夫人提示道。

“这很有意思……”

“我知道了，”波洛说，“我知道了。”

“我不知道这么说算不算诽谤或中伤——但是毫无疑问，是她伪造了我姑妈的一条遗嘱补遗——或者有人帮她做的。”

“看到？在哪儿？在大厅？我没看见大厅里有什么。那会儿大厅里没人，因为大家都在玩抓火龙，除了，当然，除了惠特克小姐。我觉得在她过来帮我清扫之前我都没注意到她。”

“有人？”

“您肯定没有任何事吓到您？没看到什么出乎您意料的事？”

“她跟一个在曼彻斯特的年轻律师很要好。那个人好像以前卷进过一起伪造案。这桩案子没有上法庭，因为那个女孩儿消失了。她可能意识到那份遗嘱通不过遗嘱检验，她将会被起诉，所以她就离开了这里，之后再没听到过她的消息。”

“我不是说有证据。我是说她有可能知道。她能告诉您，但是我觉得她不会告诉您。”

对波洛而言，他并不赞同。他是那种永远以公正为首的人。他向来对仁慈——更确切地说，是过多的仁慈——持怀疑态度。据他在比利时及这个国家之前的经验来看，如果将公正置于仁慈之后，通常会导致进一步犯罪，使本来可以不必受害的无辜的人遭受不幸。

“我开始明白了，”波洛说，“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们知道一些事情——但是他们不会告诉我。”他意味深长地注视着罗伊娜·德雷克。

波洛相信她是个强硬的人，也很正直。他觉得她和很多女人是同一类型，她们通常是治安官，或者管理法庭或慈善机构，或者投身于过去所说的“慈善事业”。她们又过度地相信情有可原，随时准备——非常奇怪——为未成年罪犯开脱罪责，比如青春期男孩儿，反应迟钝的女孩儿，觉得他们也许已经——那个词儿是什么来着——被“管教”了。如果她看见从藏书室出来的是这类人的话，很可能罗伊娜·德雷克的保护本能就开始发作了。在现在这个时代，儿童——可能是很小的孩子，七岁、九岁之类——犯罪并不是前所未见，而且如何处理少年法庭上这些似乎是天生的青少年罪犯是个难题，因为人们会找各种理由为他们开脱，家庭破碎、父母照顾的疏忽和不当，等等。而为他们辩护得最激烈的，能为他们找出各种借口的，通常就是罗伊娜·德雷克这类人。除了对这些青少年罪犯，她们对别的人或事都严厉苛刻，吹毛求疵。

“您的姑妈，卢埃林-史密斯夫人，曾经雇过一个互换生女孩儿照顾她，一个外国女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