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 自白书
第二个办法便是向徐铭义毫不隐瞒地说明一切缘由，将其收买。可是，我想到徐铭义以前的性格，就不由得对这一办法感到怀疑。他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不仅如此，还完全不知变通，病态地执著于弄清所有事情。纵然用钱，恐怕也无法改变他的这种本性——不，或许可以。可是，我并不想对任何人说出真相。或许我也是偏执狂的一种吧——不，并非或许，而是的确如此。事已至此，我无法否认。
你也许会想——这个可怜的人竟会被资质不如自己的同年人使唤。其实，你大可不必如此同情我。表面上是他在使唤我，但换个角度来看，可以说他才是被使唤的人。因为若没有我，他什么都做不了。相反我甚至很满意自己的地位。我的满腹经纶——这样说有些夸张——总之，我的一些想法通过李源良渐渐得到实现。对青年时代的我而言，已经心满意足。为了我的名誉，我先声明——我对地位之类的渴求并不强烈。
既然第一和第二种办法都行不通，便只能采取剩下的第三种办法。也是能阻止徐铭义和席有仁见面的最稳妥的办法——除掉徐铭义！
后来，席有仁来了日本。我并未感到慌张，因为我是比李源良更真实的李源良。无论谈到什么，我都能应对得比真正的李源良更好。在信中，我也时常写下一些身为实业家的哲学观念，而真正的李源良与这些可说是毫无瓜葛。因此，席有仁若与真正的李源良讨论实业哲学，只怕席有仁反会感到疑惑。
李源良的父亲死后，我的时代便到来了。我得到了银行的完全控制权，但我并未谋取董事长的职位，而是成了李源良的秘书——这样就足够了。如今，李源良就是我，我就是李源良。
席有仁乘船抵达了。由于是初次见面，我们约定在帽子上插上黄色假花作为标记。当我们的手第一次握在一起时，他几乎快要流出泪来。我丝毫没有感到心虚愧疚，因为将这个男人从毁灭边缘拯救回来的人就是我。
我的意见通过李源良之口说出，并非总能得到认可。因为精打细算之下，相较于不稳定的民族工业家，向那些囤积棉花的投机业者们融资要有利得多。但慢慢地，银行干部们开始清楚继任董事长所持态度为何了。李源良是即将支配整个银行的大人物，任何人都不会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而所谓的“大人物”，不是别人，正是我。就这样，我慢慢地替银行的干部洗脑，静待时机。
我做梦都没想到，在神户竟会有知道我不是李源良这一真相的人存在。可是，我却还是与以前在银行任职的徐铭义相遇了，而且，他还曾带领席有仁游玩上海。我当时吓了一跳，但仔细想想，又觉得无须担心。席有仁很忙，他计划只在神户待两三周的时间。在此期间，我应该会与他形影不离。徐铭义说他在东亚大街附近经营一幢公寓，要在这两三周内避开他，实在是轻而易举之事。
我并未将李源良的死讯通知席有仁。席有仁认识的李源良是救他脱离困境的李源良，而这个李源良其实并未死去，还好端端地活着。我彻底变成了李源良，并且对此毫无罪恶感。我只是收回给予那个已死男人的东西而已，顺便也包括名字——
我自言自语道：“搏一把吧……”李源良就在旁边，但我并未同他商量，凡是工作上的事从来都是我一个人拿主意——“好，搏一把！既然要借，就不能吝啬，只能维持一时的金额是不行的，必须超过席有仁申请的金额——必须要保证能从根本上令瑞和企业重新站起来，以谋图更大的发展。”
当时，我羞于没落，便在香港使用了假名。来到日本后，在外国人入境登记中也使用了那个假名。但实际中，我们使用的自然还是真名。中国人大多拥有两三个名字，诸如字、号。从这一点上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妥。只不过在东京，虽然只限于与朝日产业有关的极小范围内，但毕竟有人知道我并不是李源良。因此，我觉得不能留在东京。
当南洋的席有仁面临事业危机，被所有银行拒之门外，最后不得不来向兴祥隆银行寻求援助时，他想必早已不抱任何希望。当时，我和李源良同在避暑地，但并非在游玩。李源良吱吱嘎嘎地拉着小提琴，我则在一旁研究席有仁的融资申请书（或许应该称作恳求书），并且仔细审查了关于新加坡瑞和企业的调查资料。兴祥隆银行的地盘仅限于上海一带，我当时刚好在想，是时候与南洋建立关系了。但为了在南洋华侨中间拥有立足之地，就向当前生意兴隆的企业低头，这种做法太过愚蠢，也不会有太大的发展。虽然会走弯路，但我们必须抱有慢慢培养的决心不可。我从很早以前就有这种想法，因此便觉得席有仁的申请是一个绝佳的机会。那是一种赌博，而且是极其危险的赌博。
席有仁终于进军外贸行业，并将昔日的恩人李源良指定为驻日总代理。于是李源良离开朝日产业，创办了一家新店。为了令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兼且考虑到关西是日本产业的重要中心之一，李源良便决定将根据地迁至神户——对于这一决定，南洋的席有仁丝毫未觉奇怪。
李源良本质上是享乐主义者。他喜欢悠闲度日，比如拉小提琴或是画画。但音乐也好、美术也罢，他都不会一门心思地深入钻研，只是出于娱乐而已。此外，他对当时逐渐兴起的话剧也很有兴趣，便与同好一道组建了业余剧团，并以演员的身份登台表演。尽管只是同学校演出差不多的水准，但他也算得上是一个高明的演员。小提琴和画具对他的现实生活没有任何帮助，但唯独演技，在某种程度上给他带来了正面影响。当他在会议上陈述我教给他的意见时，他总是能成功地表现出与该意见持有人相符的态度。
我对徐铭义自然只字未提席有仁。可是，他还是知道席有仁来了神户，告诉他的人便是你。有一天，徐铭义来到我的办公室，说既然席有仁来了，就要我让他们见上一见。他说：“是在这幢大楼的地下室开食堂的陶先生告诉我的。”我不禁大吃一惊，幸好席有仁当时并没来我的办公室。不知为何，徐铭义对与席有仁的会面表现得十分热切，绝不仅止于希望见到老朋友的程度。我若不加以引见，他或许便会自行去找席有仁。我看他两眼放光，可能有非办不可的要事。无奈之下，我只好答应联系席有仁。事态开始变得出乎我的意料了。
就这样，学生时代的我整日沉浸在浮躁的幻想中，编织着可笑的春秋大梦。然而，步入社会之后，我却得到了一个基础牢固的真实舞台，足以让我大展身手——那便是兴祥隆银行。虽然实现我梦想的舞台规模变小了，但它却让我为梦想所画的每一笔都变得清晰明了。若是境遇平凡的青年，只怕会因此而经历一次挫折，以致于理想破灭，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梦想如淡淡白雪般在现实面前消融无踪。摊开在他面前的是枯燥的账簿，眼中充斥着灰色的数字，耳畔回响的都是无聊的算盘声。但幸运的是，我是辅佐李源良。他并不是一个境遇平凡的青年，而是从几十万人中被选出来的唯一一个幸运儿。可是，偏偏正是这样的家伙经常却无法利用其境遇的恩宠，李源良也不例外。因此，我就代他好好利用了一番。
我静下心来思考，想到了三个办法。第一，跪在席有仁面前，坦承我不是李源良。然而，唯独这个办法是万万不行的。真正帮助席有仁的究竟是谁？我怀着明确的信念，继承了李源良这个名字。我觉得，这是我和李源良之间早已签订好的契约——将借出的东西收回，“名字”就算是利息。不过，这种事已经无所谓了。若是此刻向席有仁坦白，那我的梦想怎么办？很遗憾，就目前而言，若无席有仁的援助（当然我有接受的权利），我的梦想终究只能是梦想。对我而言，这无异于夺走我的生命。
当时我和中国所有的知识青年一样，也是个热血的爱国青年。要想唤醒濒临衰亡的祖国，首先便应该增强国家的实力和财富。于是，凭借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我描绘了一个提高国家经济实力的美梦。在学生时代，我曾偷偷地以《中国经济发展纲要》为题，制订了一个惊人的庞大计划。按照我的计划，天津会成为拥有十五个防波堤的不冻港，扬子江河口处将建设一个取代上海的大都市。
我之所以絮絮叨叨地说这些，是想让你知道，李源良的所作所为其实全部都属于我李东昌。
不愧是瑞和企业，有它作为后盾，那些生意的交易数额都异常巨大，与此前专门出口塑料的小家子气的生意不可同日而语。而且，由于往事之故，在商定价格时，席有仁也给我留出了非常大的利润空间。转眼之间，我就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我的梦想开始再次膨胀起来。成为海外民族产业的旗手——这一梦想变得不再模糊。我的可用资金逐渐增多。此前的华侨主要都活跃于商业部门，但我认为今后必须扩展到生产领域。在从事了好几年、已经颇为熟悉的塑料工业方面，我积累了不少知识，规模上也恰好合适。可以先建设塑料工厂作为起步，然后再扩大规模——或许我的年纪有些大了，但我会尽力而为！我之所以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完成这一事业。
李源良是我的面具，通过这个面具，我成了银行的独裁者。其中既有过失败，也有过成功。当失败时——比如贷款的工厂破产，人们就会冷笑——“看吧，活该！”但冷笑也好，白眼也罢，李源良一概置若罔闻。因此，人们愈发将他视做境界极高的大人物，却并未看见真正的统治者在后台咬牙切齿地流下懊悔的泪水。当成功时，那些人就会纷纷称赞——“哎呀，不愧是李源良，真是胸怀大度的俊杰之才，比他老爸还要厉害！”李源良则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在董事长室里打开速写本，聚精会神地为桌上的墨水瓶写生。那些人并不知道，满脸喜色的木偶师为了不让观众听到，正在极力忍住喜悦的呼声。
或许你会认为我是在狡辩，但我还是想说——我从未想过要赚钱来过上奢侈的生活。我的生活一向俭朴，只要你去一趟我家就会明白。在产业界留下足迹才是我唯一的生存价值。不是我夸海口，我的个人生活毫无问题。我一门心思地埋头事业，甚至懒于成家。名声？那也非我所欲。只要想想我一直满足于木偶师这一身份的事实，自然就会明白。
自李源良就任董事长后，兴祥隆银行的性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世人都认为这是因新董事长的性格所决定的。我还记得，某家报纸刊登了这样一则评论——“年轻的董事长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似乎已决意率领兴祥隆银行成为民族产业的支柱。然而，这位年轻的董事长恐怕很快便会醒悟到自己选择了一条多么困难重重的危险之路。”另外一家报纸则这样写道——“年轻的独裁者李源良莽撞地冲上了一条荆棘密布的道路，很快，他就将变得浑身鲜血淋漓。”自然，被这些评论激起发奋之心的并不是李源良，而是我。李源良当时只是一边将烟灰弹在报纸上，一边若无其事地说笑道：“呵呵，这帮家伙尽散布些陈词滥调来攻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