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这座开设在青塔小区里的小餐馆，门面和里头都不大，总共只能摆放四张桌子。打着哈欠的老板娘认识李志勇，先问他们想吃点儿什么，又嘟囔了一句：“后厨里也没有什么了，你们要是没啥忌口，我就捡几样给你们随便做做吧！”说完掀开柜台旁边的一条蓝色布帘，走进了厨房。
但是林香茗没有。李志勇发现，整个的会议过程中，他确实听得非常专心，但很少对发言者的发言点头——唯一的一次，竟是对自己说的一段话，而那仅仅是自己一个考虑得非常不成熟的突发奇想。
李志勇端起桌上的一个豁了嘴的白瓷茶壶，给林香茗倒了一杯热水：“明天就回学校？”
案情分析会是指围绕某一重案，由牵头侦办的主要领导召集相关警务人员召开的会议。这种会上，不管警衔、职位、年龄，只要是与案件相关的见解，必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什么说什么，想什么说什么。因为刑侦工作本身就是用证据和推理对真相的还原，在案件侦破之前没有任何人掌握绝对真理，所以必须坚持言论上的自由和民主，集思广益，如果总担心“顶撞了领导会不会给我小鞋穿”，那就什么正事也别做了。因此，为了某一项证据是否可靠，为了某一个推论是否合理而发生争吵，会上闹得脸红脖子粗是常事，会后谁也不会计较……尽管如此，会议过程中，大家还是会对每个发言者的言谈，不由自主地点点头，这种点头未必代表着赞同和支持，更多是一种尊重和习惯。
当柴永进赶到医院，把这些情况讲给房玫，并鼓励她“不要害怕报复，说实话”的时候，房玫抬起那只没有受伤的手，捂住脸哭了很久很久，泪水从指缝里汩汩地流出，然后才承认，周立平跟自己是同班同学，平时喜欢交换看一些漫画。案发当晚，周立平来家里要回他借给她的一套日本推理漫画时，突然用榔头砸向她的后脑，被她闪开了，砸中了她的肩膀，疼得她差点昏死过去。周立平穷凶极恶地扑上来要强奸她，正好父亲从外面回来，一边跟周立平打斗，一边叫她回里屋锁上门。她冲进里屋反锁房门之后，吓得不敢动弹，直到客厅里没有声音了，她还是缩成一团，屏住呼吸，宛如一个蜷在难产而死的母亲子宫里的活胎。
只有林香茗眼睛一亮。
案子破了！
同志们都在点头，目光里也都很茫然，没有听明白他到底想说什么。
为了“西郊连环凶杀案”夜以继日奋战了近两个月的刑警们激动得抱在一起，有的人甚至喜极而泣。李志勇酒醒后得知消息，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他没有像其他警察那样欢呼雀跃，也没有因为未能亲手捉到周立平而沮丧难过，只是站在刑警队办公楼的走廊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傍晚的时候，有个去食堂打菜回来的同事看到走廊上空荡荡的，不见了他的身影，地上有一堆用脚撮成坟茔状的烟头……
所以，当柴永进等人奋勇地扑将上去，又吼又骂、连撕带扯地把周立平拽下床，上了背铐的时候，杜建平的内心突然闪过一种很滑稽的感觉。
“且不说这种老楼的防盗门和房门，由于门框变形等原因，开合时都有很大的声音，足以‘唤醒’感应灯，更何况我们开门时，假如楼道突然变黑，都会习惯性地跺一下脚让灯重新亮起来，以保证钥匙能插进锁眼儿。当然，最重要的是，刑技的同志提取到的犯罪嫌疑人留在楼道里的鞋印是连贯的，不存在脱掉鞋、穿着袜子去袭击的可能。”李志勇说。
周立平没有任何反抗，甚至连胳膊被反拧时的疼痛也一声不吭，只是皱了皱眉头而已。
有个刑警提出：“感应灯都有一个限定时间，假如罪犯是趁感应灯灭掉的时候，脱掉鞋，穿着袜子上下台阶，对受害者发起袭击呢？”
杜建平找到门边墙上的电灯开关，“咔嗒”一声摁开，头顶上的白炽灯嗡嗡了两声之后，“砰”的一下照亮了这间屋子。屋子很小，十一二平米的样子，哪儿哪儿都脏兮兮的：单人床下面扔着大拇趾处破了个洞的袜子，绿色米字格简易衣柜拉链大开，里面的衣服堆得像满到溢出的垃圾筐，一台灰色电脑桌上摆着一台老式的联想五八六电脑，键盘和鼠标的边边缝缝都是灰泥，各种光盘交叉着摞在旁边，除了《三国群英传》和《文明Ⅱ》就是各种日本AV女星的爱情动作片……屋子里散发着一股青春期男孩特有的呛人臭气，而暖气片周围那大片被熏黑的墙壁，仿佛是把这股臭气具象化一般令人作呕。在北墙的墙头开着一排玻璃窗，透过污秽不堪的玻璃可以看到像监狱铁栏一样的排水箅子，窗台上摆了一排鞋子，鞋底的霉菌厚到几乎将鞋子和窗台黏连成墨绿色的一坨……
“我说的犯罪时间，是指罪犯从出现在受害者身后到拿出凶器行凶的时间。”李志勇说着，将投影仪上的幻灯片翻到自己想演示的那几张，“大家来看，这三个犯罪现场，都发生在这种六层以下的旧式板楼里，一个在三层，两个在四层，我实地勘查过，这些板楼都是砖混结构的，楼道灯是那种敏感度非常高的感应灯，那么受害者十点左右回到家，一步一步走上台阶，来到自己房门口的时候，感应灯一定是亮着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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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建平打断他道：“刚才说过了啊，犯罪时间多是在晚上十点之后，对晚归的独居女子下手。”
说不出雨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在走进小餐馆之前，李志勇抬头看了一眼门楣上的灯泡，淡黄色的灯光照射着一些纷乱的雨丝，在不辨方向地乱舞，令他惊讶的是它们如此纤细而透彻，仿佛每一根都有着自己的生命甚至命运，所以才这般敏感而又不安。
“前面，法医和刑技组的同志们已经总结过了，罪犯的犯罪模式是相同的，就是在受害人用钥匙打开防盗门和房门的一瞬间，用铁榔头出其不意地猛砸后脑，致其昏厥后，抬入房间内实施奸杀。但是大家似乎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犯罪时间——”
“如果是第一个受害者，这样的猜测还合理，问题在于，当第一个受害者出现之后，我们立刻通过各个街道、小区的居委会向居民发出了警示，而且调查中得知，第二个受害者因为单身独居，还接到了居委会主任的上门提示，至于第三位受害者，就更不用说了……那么，她们怎么还一点儿警觉都没有？”李志勇再一次将幻灯片翻回犯罪现场那里，“大家再来看看案发的楼道，这种老楼的楼道台阶比较多，而且楼梯拐角处的空间不是堆着坛子罐子，就是放着自行车，藏不住什么人，罪犯就算发动突然袭击，无论是从下面一层冲上来，还是从上面一层冲下来，受害人都有一个时间档可以用来抵御，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被大家忽视了的那个‘犯罪时间’。”
“知道我们为什么抓你吗？知道你犯了什么事儿吗？凶器藏在哪儿了？还有没有同伙？”面对警方这一连串暴风骤雨似的讯问，周立平缄口不言，穿着背心裤头坐在地上，一副任人摆弄的模样，布满痤疮的宽脸上神情漠然，冰冷的目光仿佛要将每一个问题速冻并永不解冻。
“也许是事发太突然了，她们被惊吓到了，瞬间失去了抵抗的反应？”杜建平猜测道。
对周立平房间的搜索，既有遗憾，也有收获。遗憾的是没有找到那把要了四条人命的榔头这一关键证物；收获的是在床底下找到一双球鞋，用肉眼就可以看出，鞋底的花纹和磨损情况与罪犯在房志峰家地板上留下的鞋印完全一致，甚至还嵌着几颗玻璃碴儿！更加重要的是，鉴定人员抓住周立平的手摁下的指纹被马上送到分局刑事技术鉴定中心，电脑比对后得出结论：与房志峰衣服上那枚扯掉的纽扣上提取到的指纹系同一人所留！
李志勇看到了，却装作没看见：“既然感应灯是打开的，那么楼道里应该非常明亮，这种情况下，当罪犯发起袭击的时候，为什么受害者连本能的抵抗动作都没有？”他拿起尸检报告，指着上面的一行字说：“你们看，尸检报告上写得很明白，受害者的第一个创口都位于枕部，头皮呈星芒状裂伤，周围有圆形挫伤，从周围向中心逐渐变轻，颅骨呈凹陷状骨折，并有放射性骨裂……可是三个受害者没有一个的手部、胳膊或肩膀上出现抵御伤，一个都没有！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