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当天下班后，孙所长想找杨桦幽会，但打她手机依旧没人接听，索性直接上门。就在门口掏出钥匙的一瞬间，他突然发现防盗门是虚掩的，里面的木头门也没有上锁，竖起耳朵听了听，屋子里毫无声音。一种不祥的预感瞬间袭上了他的心头，当然他不是担心杨桦出事了，而是担心会不会老婆已经发现了自己出轨，在里面设了埋伏，准备守株待兔，抓个现行，所以他没有进去，而是转身下了楼。
孙所长当然不会想到，他匆匆走出楼门的时候被杨桦的一位好友看到了。这位好友也是证券交易所的员工，担心她生病了，所以下班后买了水果牛奶什么的前来探望，正好与孙所长走了个对脸。但孙所长做贼心虚，把脑袋埋在风衣领子里，兼之小区光线阴暗，没有注意到迎面走来的是位同事，而杨桦的好友素来知道他和杨桦的关系，这种事儿撞破不可说破，也就没好意思跟领导打招呼，擦肩而过了。
杨桦的好友上楼后，发现两道门都没有上锁，便径直走进了屋子。黑黢黢的房间里一片死寂，没有开灯，她闻到一股腥臭味儿扑面而来，脑海中还浮现出了一个“买的肉怎么不放进冰箱”的怪念头，然后摸着墙上的开关，打开了灯。老式板楼的狭小客厅只够放一台冰箱和一张餐桌，她叫着杨桦的名字走进主卧，主卧也没有开灯，约略能分辨出床上赤身裸体躺着一个女人。这位好友有点不好意思，觉得是不是杨桦和孙所长刚办完事还没穿衣服，直到她要退出主卧的时候，才察觉到那股浓重的腥臭味儿恰恰来自躺在床上的女人，顿时吓得浑身瘫软，甚至都没敢上前仔细看一看杨桦到底是死是活，就连滚带爬地出了屋子，跌跌撞撞地跑到楼外面，打电话报警。
按照一一〇电话录音的记录，她报警的第一句话是：“我朋友出事了，好像被杀了，你们赶紧过来！”
“这也就再一次表明，受害者很可能是见到了罪犯，而罪犯是让她可以安心的熟人，这样她才放松了警惕。”李志勇说。
就在这时，李志勇看到林香茗轻轻地点了点头。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点头，让李志勇心中感到一丝惊喜。
“晚上十点，感应灯照亮的楼道，罪犯接近受害者，受害者看到了却毫无警惕，因为是可以安心的熟人……这也许就是受害者被杀的原因，不灭口就存在着被指证的危险。”杜建平自言自语地叨咕了几句，抬头望着李志勇，“按照你的推论，侦查方向有什么改变吗？”
李志勇说：“我认为，凶手很可能跟这几个受害人都有某种不为人知的亲密关系，比如亲戚、情人、老同学什么的，所以，如果从三个受害者共同的熟人进行排查，相信很快就会有所发现！”
杜建平打断他道：“刚才说过了啊，犯罪时间多是在晚上十点之后，对晚归的独居女子下手。”
“我说的犯罪时间，是指罪犯从出现在受害者身后到拿出凶器行凶的时间。”李志勇说着，将投影仪上的幻灯片翻到自己想演示的那几张，“大家来看，这三个犯罪现场，都发生在这种六层以下的旧式板楼里，一个在三层，两个在四层，我实地勘查过，这些板楼都是砖混结构的，楼道灯是那种敏感度非常高的感应灯，那么受害者十点左右回到家，一步一步走上台阶，来到自己房门口的时候，感应灯一定是亮着的吧？”
同志们都在点头，目光里也都很茫然，没有听明白他到底想说什么。
只有林香茗眼睛一亮。
李志勇看到了，却装作没看见：“既然感应灯是打开的，那么楼道里应该非常明亮，这种情况下，当罪犯发起袭击的时候，为什么受害者连本能的抵抗动作都没有？”他拿起尸检报告，指着上面的一行字说：“你们看，尸检报告上写得很明白，受害者的第一个创口都位于枕部，头皮呈星芒状裂伤，周围有圆形挫伤，从周围向中心逐渐变轻，颅骨呈凹陷状骨折，并有放射性骨裂……可是三个受害者没有一个的手部、胳膊或肩膀上出现抵御伤，一个都没有！这是为什么？”
就在这时，李志勇忽然发现林香茗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失望。
“难道，我说错了吗？”他的心瞬时间凉了半截儿，回到座位后喝了满满一杯热茶也没有转暖，所以当杜建平在会后让他“跟小林学学”的时候，他脑海里泛起的第一个念头竟是：“正好向他问一问，我到底错在哪里？”
3
发生在二〇〇八年九月份的“西郊连环凶杀案”以其案情的恐怖血腥、犯罪手段的残忍狡诈以及侦破的异常艰难，在中国刑侦史上留下了极其沉重的一笔。
“西郊连环凶杀案”一共四起，如果把这四起案件发生的地点在本市地图上串联起来，会发现是集聚在西北方向的一个不规则矩形，而这个不规则矩形的第一个起始点，是成隅里社区某居民楼的四层。受害者名叫杨桦，二十八岁，本市某证券交易所的职员，独居，是个身材丰满但不算太漂亮的女人。案件被发现的当天她本来应该上班，但一直没有来，同事给她打手机，手机是通的却无人接听。因为证券交易所的工作实在太忙，所以经理们想的是赶紧找人补位，而不是去寻找杨桦，加之事后有好几位同事证明“（杨桦）以前喜欢下班后逛夜店，喝多了以后就不知去哪里睡了，第二天旷工不来是常事”，所以更没有人想到她可能出了意外。在警方后来的调查中，发现杨桦之所以经常旷工而又没有被辞退的唯一原因，是她与证券交易所的孙所长有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而第一个发现杨桦被杀的，也正是那位肥胖得皮肤几近透明的孙所长。
“也许是事发太突然了，她们被惊吓到了，瞬间失去了抵抗的反应？”杜建平猜测道。
“如果是第一个受害者，这样的猜测还合理，问题在于，当第一个受害者出现之后，我们立刻通过各个街道、小区的居委会向居民发出了警示，而且调查中得知，第二个受害者因为单身独居，还接到了居委会主任的上门提示，至于第三位受害者，就更不用说了……那么，她们怎么还一点儿警觉都没有？”李志勇再一次将幻灯片翻回犯罪现场那里，“大家再来看看案发的楼道，这种老楼的楼道台阶比较多，而且楼梯拐角处的空间不是堆着坛子罐子，就是放着自行车，藏不住什么人，罪犯就算发动突然袭击，无论是从下面一层冲上来，还是从上面一层冲下来，受害人都有一个时间档可以用来抵御，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被大家忽视了的那个‘犯罪时间’。”
有个刑警提出：“感应灯都有一个限定时间，假如罪犯是趁感应灯灭掉的时候，脱掉鞋，穿着袜子上下台阶，对受害者发起袭击呢？”
“且不说这种老楼的防盗门和房门，由于门框变形等原因，开合时都有很大的声音，足以‘唤醒’感应灯，更何况我们开门时，假如楼道突然变黑，都会习惯性地跺一下脚让灯重新亮起来，以保证钥匙能插进锁眼儿。当然，最重要的是，刑技的同志提取到的犯罪嫌疑人留在楼道里的鞋印是连贯的，不存在脱掉鞋、穿着袜子去袭击的可能。”李志勇说。
旁边的一位刑技同志补充道：“这些鞋印证明，罪犯大都是从楼门外面尾随着受害者上楼，然后实施犯罪的。另外我们观察到，罪犯上楼的足迹在快要接近受害者的时候，并没有突然变尖、变窄，也没有留痕加重、步幅变长等情况，这就说明他并非冲上去袭击受害者，而是很正常地走上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