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孙康发现他说话时总喜欢眯着眼，怀疑他老花眼，仔细一问，果然如此，所以他言之凿凿的“院长本人”就要大打折扣，毕竟经传达室走出大门只是一闪而过的事情。
但是，保洁张阿姨的证词则从侧面证实了老徐头一番话的可信度。张阿姨是个面容敦厚的胖女人，跟那三个保育员相比要质朴和善良得多，看上去五十多岁了，其实才三十出头。她说昨晚十点多自己从宿舍起身上厕所的时候，看见位于同一楼层的院长办公室的门里面亮着灯，屋里有走动的声音。
“你没进去看看是谁？”孙康问。
“大半夜的又没什么事，我怎么可能闯院长的门啊！”张阿姨皱着眉头说，“院长经常在办公室待到很晚，有时候就住在里面了。”
负责审讯童佑护育院工作人员的孙康那边，也是一个头两个大。
尽管被护育院垃圾一样的饮食和餐具气得血管突突直跳，但是单凭这些，连《刑法》第二百六十条之一的“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都构不成，对此孙康十分清楚，糟糕的是副院长崔玉翠也很清楚，所以任凭孙康怎么拍桌子瞪眼睛，她就是抱着胳膊跷着腿，一问三不知，有些问题实在绕不开就敷衍几句，敷衍时也是夹枪带棒的：“我从来不过问同事下班后的私生活！”“我一个副院长怎么可能管正院长的事？”“孩子的登记注册由办公室王菁管，起居饮食归护育员管，体检治疗归邢院长管，你问的这些超出我的责任范围了！”“你问我负责什么？我主外不主内，这护育院的房租、水电、一日三餐不花钱啊？钱从哪儿来？天上掉不下来，土里种不出来，得我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厚着老脸从外面讨回来（说到这儿她用右手手背啪啪啪地拍左手手心）！”“看孩子是个体力活儿，何况这些孩子还都有病，不让我的员工吃好点儿，哪儿有精神头看孩子？”“您甭吓唬我，我懂法！老天爷打雷，劈的都是该死的，劈不到我头上！”
孙康问不了几句就得冲出审讯室，在楼道里深呼吸几口再进去，“不然我非揍她个老泼妇不可”！
崔玉翠所提到的王菁，就是那个坐在办公室打王者荣耀的财务兼HR。这个女人长着一张马脸，脸上的肉像死了一样，没有任何表情，只有嘴角总挂着一丝嘲讽，问她任何问题，她的回答都绝不超过三个字：“不知道”“不清楚”“没看见”“没保存”……就算孙康发了脾气，瞪起眼睛山吼：“突然少了三个孩子，晚上没有回护育院，难道你不管吗？！”她也照样是一副参透了生死的模样，唯一不同的是回答多了两个字：“这归院长管。”
那三个满脸横肉的保育员，更是久经沙场的老妈子，比电视剧里走出来的还能演戏。跟她们好好讲话，她们就一口一口“咋儿”：“我咋儿能知道呢？”“我咋儿能管这个事儿呢？”板起脸来教训两句，她们就撒泼打滚，真敢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哭，干号没眼泪。但她们别有一项本领，就是能准确地把握住警察即将发火的“临界点”，恰在那个点上突然收声，把脸一抹，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如果警察再问，就把从“咋儿”到干号的大戏从头重演一遍，搞得孙康哭笑不得。
物流看来确实是省福利院负责的，但监管就不一定了。当林凤冲问起“把这些孩子从省里送到本市的人是谁”时，崔文涛说了个名字。林凤冲又问：“这个人为什么没有留在本市，对孩子们的安全进行监护？”崔文涛说有童佑护育院就不需要再留人了，一切由童佑护育院负责，等孩子们体检和治疗完毕，护育院会通知省福利院派人把孩子接回去。林凤冲的口吻立刻严厉起来：“童佑护育院负责？它负得起责吗？那么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应该由谁来负责？”崔文涛眨着眼睛不说话，余光瞄着邢启贤，却又不敢多瞄。邢启贤沉默了很久才说：“必须承认，确实存在监管上的漏洞，所幸亡羊补牢，犹未晚也，应该如何查漏补缺，改进工作，杜绝此类事件再一次发生，将是我们爱心慈善基金会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林凤冲听完这番话，不禁目瞪口呆。
这俩人从市局离开时，林凤冲明确告知他们：在案件没有全部查清之前，请不要离开本市，以备警方随时征询。
邢启贤没有说话，崔文涛则忙不迭地说：“是是是，好好好，我们还要等陶会长回来，向她汇报工作。”
崔文涛口中的“陶会长”，是指爱心慈善基金会会长陶灼夭，今年三十八岁，单身，其父陶秉曾经担任A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处处长，虽然退休多年，但在地方上依然是可以呼风唤雨的人物，并且还挂着基金会名誉会长一职。陶灼夭每年会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本市居住——陶家在本市原来有三套住宅，反腐风暴开始之前，不知得了什么消息，把房子的产权都转移或清退了，致使纪委在调查中扑了个空——她现在居住的地点在五星级的荷风大酒店E座四层的一个套间里。需要说明的是，“爱心慈善基金会”把整个E座都租了下来，作为驻本市的办事处，有二十多名工作人员在此工作。另外，荷风大酒店距离童佑护育院和爱心医院都不算太远，三者虽然在地图上不属于同一个街区，但是彼此之间步行距离都不超过十五分钟，这一点随着时间推移，在案件侦破中将凸显出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至于那个愣头青司机，挨了马笑中一顿臭揍之后，老实了不少，但面对警察的审讯依然有明显的抵触情绪，硬顶不敢就装怂，耷拉眼皮，无精打采，有问必答，答非所问，只对一件事情特别关心：“我被你们打了，打得还挺重，这医药费该谁出？”
他们没有一个人关心那三个失踪孩子的去向（警方对媒体发布的扫鼠岭案情，并未提及童佑护育院，出于审讯策略，警方也没有向护育院员工透露扫鼠岭上的死者身份），甚至在辨识了那块江诗丹顿手表和黑色Zippo防风打火机之后，他们对院长邢启圣到底出了什么事也漠不关心……审问这帮人的过程，让孙康感到绝望。他是个老民警，贼偷流氓泼皮无赖什么人都见过，但是眼前这群人仿佛一堆没有任何感情的石头，冷漠无情，麻木不仁，针插不进，水泼不湿。搁在从前，至少对那个愣头青司机，他肯定敢上去扇两巴掌，但现在不行，不要说刑讯逼供了，稍有暴力嫌疑，都会引起上级司法部门的调查。像马笑中干的那种事儿，也只有马笑中那等人才干得出来，孙康可不敢，孩子上补习班的学费、老妈的血糖试纸，还有患淋巴瘤的老婆每个月要吃的美罗华，件件都指着他那点儿工资和警衔津贴呢。
不过，磨破了嘴皮子也并非完全没有收获。
至少在门卫老徐头、保洁张阿姨和院长秘书池凤丽那里，孙康还是挖出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门卫老徐头的牙几乎掉光了，说话漏风得厉害。对警方的问题，他的回答尚算积极，就是每句话都要说上个三四遍才能听清。他说昨天院长是下午两点多开着一辆黑色斯派轿车离开的——那辆车属于名怡公关公司所有，名怡公关公司除了承担爱心慈善基金会的公关工作之外，跟爱心医院和童佑护育院也有很密切的合作往来，所以有时就把车借给他们使用，当然，名怡公司需要的时候，也会派周立平过来把车开走——院长开车回来的时间是晚上九点左右，车就停在院子里。后来自己闹肚子上了趟茅房，蹲坑时间有点儿长，所以车什么时候开走的他就不知道了……不过他说了一句令警方十分震惊的话，“院长离开医院吗？十点半的样子吧”——考虑到邢启圣在相差不过三分钟的时间里就尸横扫鼠岭，这一证言不禁令人毛骨悚然。孙康反复问老徐头能否确认十点半离开医院的就是邢启圣本人，老徐头支棱着脖子说：“那还能有假，院长就从传达室门口过去的，他那身衣服我还能不认得？！”
陶灼夭在扫鼠岭案件发生的第二天凌晨一点，乘坐法国航空公司的航班前往巴黎了，她走得非常突然，实在不明白她何以要乘坐这么一班红眼航班匆匆出国，对此，就连身为副会长的邢启贤也一脸茫然。面对林凤冲提问的“陶灼夭急着出国到底有什么事”，他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这让林凤冲明白了：陶灼夭出国没有跟他以及爱心慈善基金会的任何领导打招呼。但订票系统显示她是在前一天晚上九点半订的机票，尸检结果证明，那时邢启圣还活着，所以警方也就没有将她的出走与扫鼠岭案件联系起来。当林凤冲打通她的手机时，她已在巴黎，在电话里她的声音疲惫，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惊惶，得知扫鼠岭案件之后，手机里一片死寂，很久很久，在电话里她突然大声抽泣起来，不停地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老刑警林凤冲凭着直觉做出了两个判断：第一，陶灼夭可能真的不知道扫鼠岭案件；第二，她一定知道一些跟扫鼠岭案件相关的东西。
当林凤冲要进一步追问时，陶灼夭做出了一件令他啼笑皆非的事情：她居然把手机挂断了！再打过去，已经关机！
这让林凤冲想起了小时候跟同学下棋，经常发生下不过了就掀棋盘的事儿，但眼下四条人命陈尸扫鼠岭，岂能棋盘一掀就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他连续拨打陶灼夭的手机多次显示关机之后，又向邢启贤要来她的微信，加对方好友不予通过，只好写了一条短信发过去，不外乎希望你早日回国配合警方调查，不要隐瞒案情，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云云，不过陶灼夭始终没有回复。
林凤冲联系巴黎警方，对陶灼夭的行动有所监控，但这条线就此暂时中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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