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五章
常副市长完全坐不下来，嚷嚷道：“我的宋书记……”
宋梓南又对常副市长做了个少安毋躁，请坐下的手势。
这时候，市里的其他几个领导不约而同地都来了，几乎每一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份当日出版的印有邓小平给珠海题字的特区报。常副市长有点按捺不住了：“给不给我们题字，倒还在其次，但我们总得搞搞清楚，老人家对我们这几年的工作到底有什么看法，我们深圳的工作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样，心里才踏实。”另一位市领导说：“老人家对我们深圳的工作一定会有个总体评价的。为从今后的工作着想，我们也应该知道老人家到底是怎么评价我们的。”“这一个时期来，上上下下对我们深圳议论这么多，力度又那么大，矛头直指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比如说，深圳特区到底办得怎么样？这个特区到底还要不要办下去，如果要办下去，到底应该怎么个办法，方方面面都有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珠海、蛇口小平同志都给了说法，唯独我们深圳不给说法，有可能造成更大的波澜，甚至还会在社会上造成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几个在场的领导都显得有些激动。
他忙拿起电话。电话果然是张主任打来的。张主任说：“可能是没题，那张大案桌上的宣纸还是空白的。”宋梓南有些失望地说了声：“你休息吧。快休息吧。”说着便慢慢放下了电话。
夜深人静。越发变大了的雨点铅弹似的击打在窗玻璃上，发出十分清晰而又密集的噼啪声，使这个本来就十分悠长而寂寥的夜显得越发的悠长和寂寥。宋梓南睡不着，也不想睡。电话铃突然又响了起来，是秦秘书长打来的。“哪位？秦秘书长？你在哪里？还在珠海？什么？小平同志今天给珠海题词了？题了什么？‘珠海经济特区好’？题得好啊！替我祝贺老梁他们，谢谢你给我传递这么个重要消息。”放下电话后，宋梓南却慢慢收敛起刚才那种由衷的微笑，神情一下变得十分的沉重，甚至都有一点呆滞了。是啊，老人家到珠海题了词，为什么不给深圳题呢？这里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不一会儿，宋梓南桌上的电话再一次急促地响了起来，是周副市长打来的。周副市长说：“老宋吗？你知道邓大人昨天上午在蛇口给余涛题字以后，昨天晚上又在珠海题了字。”
宋梓南闷闷地答道：“知道了。”
周副市长说：“老人家给珠海题了七个字，珠、海、经、济、特、区、好。这七个字，字字千斤重啊。有这么七个字，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梁广大昨天晚上一定睡得特别舒坦。”
宋梓南终于问道：“老人家说什么了？有什么重要指示嘛？”
张主任说：“老人家夸我们迎宾馆院子整得漂亮。”
“还说别的了吗？”
“再没说别的了。”
“哦……”
宋梓南不作声。
周副市长说道：“在蛇口虽然只是给他们那个‘海上世界’游乐园题写了园名，但在外人看来，也完全可以认为是他老人家对蛇口工作的认可啊。深圳、蛇口、珠海，他看了三个地方。两个地方都题字了，只有我们深圳，他没表态。”话说到这里，已经非常清楚了，周副市长没再说下去。
但宋梓南仍然没作声，只是脸色越发沉重起来。
不一会儿，常副市长有些冲动地走了进来。平时说话嗓门儿都不大的他，今天显得特别激动：“老宋，小平同志昨天晚上给珠海题字了，你知道不？”
宋梓南默默地对他做了个请坐的手势。
“不过……也没准他回房间以后，会给我们写两句，来肯定一下我们这个深圳特区。您不是让宾馆的人准备了笔墨纸砚，还准备了一张请他题字用的大案桌吗？我去瞧瞧，他题了字没有。”
宋梓南忙说：“不用去，这么晚了，老人家不会题的。”
张主任说：“那不一定，反正我觉着老人家今天是挺高兴的。您等着。我去瞧瞧。”不等宋梓南再说什么，张主任就放下电话，穿整齐了衣服，一路小碎步地，上桂园去了。
宋梓南嘴上说“老人家不会题字的”，心里却还是盼着老人家能写上两句的，哪怕批评的话、责备的话，总也比眼前这样不明不白的强啊。中国不能再按前三十年那模样走下去了，这一点，在党内可以说是已经取得比较一致的认识。“文革”的教训沉重地让大家看到了改革的必要性。但是继往开来，到底怎么才能走出一条强国富民的新路，而且还是“社会主义”的强国富民之路，就没有人可以说得清楚了。当下产生的“深圳争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经验告诉他，这场争论所涉及的远远不是深圳某些具体工作的得失，而是整个中国改革的方向问题。如果中央对这一场“深圳争论”继续没有明确的态度，“特区建设”这场仗，下一步就很难打了。宋梓南所谓的“明确态度”，不是祈求中央全盘肯定深圳市委前一阶段的工作，也不是在奢望给予什么高度的评价。不是的，即便是批评，他所要的也只是两句话：第一，迄今为止，深圳前行的方向到底对不对？第二，允许不允许他们突破原有的框框条条，进行试错性的改革？如果说他们干的，方向错了，今后必须也只能在原有的框框条条中进行小修小补，那么……那么……那么，宋梓南觉得自己确实应该退休了，没有那个必要再周旋下去了……这一段时间以来，他是那么的盼望老人家能到深圳来看一看，说上几句话啊！用宋梓南这一个时期经常在心里翻腾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你就是让我去死，也得让我死个明白啊”！老人家三起三落，当今又身系国家民族的命运安危，他应当是能理解像宋梓南那样跃马在改革最前沿阵地上的指挥员的心情的。说不定，今天回到宾馆，兴之所至，走到那张大案桌前，挥笔写下了一两句对深圳的评价和寄语之类的话，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啊。放下电话，他颇有些焦虑地等待着。
不一会儿，电话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