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曹月芳的第一次讲述
（邵长水插话：“那么，您是不是也认为他是自杀的？”）
……余大头又不作声了。忽然间，他显得非常为难。是的，当时他的确说过这些话，他不否认整个这档子事是他出面去找劳东林谈的。但是，他当时也是受老书记之托来办这档子事的。现在老书记突然昏迷了，而且大夫判断，老人家可能再也不会苏醒过来了。如何处理陶里根这件事，他没留下任何话。而这件事，直接牵涉着一位在职的代省长，可以说非同小可，他余达成当然不能自作主张地对劳东林发出下一步该干什么或不该干什么的“指示”。他还不能向任何人去透露这事的“背景”，也不能向任何人再去“请示”。事情毕竟牵涉一位卸任的老省委书记和一位现任的代省长。怎么办？这件事，轮到谁头上，谁都会采取这种“退避三舍”的做法。这是减少损失的唯一办法。
东林一生不愿平平庸庸、凑凑合合地活着，这也决定了他的死也不会像常人那样平庸和平常。您可能也知道，最近在特别的一个小圈子里，流传一种说法，说劳爷是自杀的。这种说法立即遭到了绝大多数人的反对和嘲笑。他们认为东林绝对不可能是自杀的，就是遇到天大的坎儿，真过不去了，他也不会自杀。因为他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好日子过不够，遇到坏日子，他也能变着法地把它改造成好日子过，实在改造不成，他也能心安理得地（得过且过地）把它当成好日子过。几十年来，他一直千方百计地不让自己难受。在各种情况下，他的确也过得蛮开心，这是他最大的特点。这些朋友自以为非常了解他，其实不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东林在陶里根最后阶段，内心非常痛苦、非常矛盾……这些痛苦和矛盾不仅仅堆积在他外在的生活中，而且已经进入他的内心。他平生第一次遇到了这样一种既没法改造也没法在得过且过中把它忽略过去的“痛苦”……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劳东林该怎么办？
东林是我的好朋友。他的这个结局让我非常震动，又觉得……又觉得好像挺合乎事理。我这么说，您一定会觉得我特别不近人情、不近人性。但今天我们谈话的基调不是定在了要“尽可能地接近真相”上吗？我这就是在“接近真相”，只要是“接近真相”，我什么都敢说。这也是我不愿意让另外什么人参加我们这次的谈话的原因。要是旁边再坐着一个人，就是我闺女坐着，我敢说东林这么死，挺合事理？我这么说，好像我盼着他这么死似的，要传出去，在众人眼里，我曹月芳都成啥人了？但这确实是我心里的一句实话。
“咋的了？出车祸了？”我忙问。一边扔了块干毛巾给他擦脸，一边向窗外看去。那辆旧沃尔沃好端端地停在我家楼前窗户跟前，车身上虽然同样沾满了泥浆水，但并没有半点磕碰的痕迹。只是让我纳闷儿的是，在那么大的雷暴雨中驰来，两边的车窗居然全都开着，好像故意要跟肆虐的老天爷较劲儿似的。可想而知，车里的状况一定也已然是“一塌糊涂”的了。
“我下一步怎么办？”
……他像往常一样，自个儿开着车，那时他开的还是一辆旧的沃尔沃。他一进屋，我就觉得他哪儿有点不对头，只听到他喘得厉害，把手里的东西往边上一扔，闷头坐下，就一声不吭了。往常他上家来，第一，手里总是不会空着的。只要是上门来，不管是吃的还是用的，手里总要提溜着一点“礼品”。我跟他提过多次“抗议”，那也不管用，他笑着解释道：“习惯了，习惯了。都是从小让我老父亲训练的，我们家历来都这样。你别在意，千万别在意。下一回一定改正。”可下一回，还老样子。第二，爱咋呼。一上家来，说、学、逗、唱，整个一个活宝，每每都只听见他的嚷嚷声和笑声，所以全家人都盼他来，喜欢他来。但那天进屋后，居然蔫不出声了。我赶紧开灯，只见他脸色灰暗、神情呆滞，开车的他，身上却淋得跟个落汤鸡似的；先前老是油光锃亮的皮鞋这时也沾满了泥巴，特别可惜了那件刚买不久的黑羊绒中长大衣，这时快成了块旧毡毯，要型没型，要样没样，软不拉塌地扒在他那矮小、孱弱的身体上。
“你自己决定……”
……那天雨下得挺大。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那天正值惊蛰，恰巧雷发黑长岭。当地有句民谚：“雷发黑长岭，大雨浇死人。”许多老人都看得特别清楚，那闪电就像游龙一般从黑长岭的山窝窝里直蹿到半空中，然后突然发出一声巨响，天顶欲裂，大地抖动，大雨便倾盆而至。那时大约下午四点来钟，天色骤暗，在屋里要不开灯，几乎都看不清对面墙上挂着的字画。雨大约下了有十来分钟，那继发的雷一个接一个地从黑长岭里发出，几乎是压着各家各户的房顶劈下。大雨在黑暗中又下了个把小时，天色才渐渐敞亮了一些，雨势也逐渐平稳了下来。劳爷正是在这大雨将要平息又还没平息的节骨眼儿上，闯到我家来的。
据劳爷后来跟我讲，他当时一下站了起来，扯起了嗓门儿，对那位余达成同志吼了这么一句：“我咋办？你说！！”
但前一阶段听说你们已经认定了劳爷是被谋杀的，所以我们都有点不大再敢跟你们谈了。怕谈出一些不同看法，被你们认为我们是在故意误导你们，是故意在阻碍破案。后来又听说，你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于是，我们觉得还是应该大胆地把我们知道的一些情况提供出来，仅供你们参考……
他看到余达成虽然仍一动不动地坐在他那个老总椅里，脸色却渐渐苍白起来，眼神里明显流露出一种歉疚和无奈，一只手掌托住他那颗硕大的头颅，一只手放在桌面上，却在那里下意识地微微地战栗着。紧接着，一刹那，劳爷好像看到他的眼眶里闪了一下湿润的光泽。（后来劳爷多次跟我讲过，他当时的确看到这个余达成眼睛里泪光闪烁了一下。不管你相信还是不相信这样的人也会“泪光闪烁”，劳爷说他当时的的确确看到了余达成的眼睛里闪烁出一丝泪光。）继而，余达成的脸色由苍白，转向了灰暗，他整个庞大的身躯既瘫软般地萎缩在极宽大的老总椅里，又跟铅浇铸成似的那么僵硬和板滞。随后，劳爷又吼叫般地向他问了三声：“我到底咋办？你说！”余达成还是坚持一声不响。劳爷只得一甩门，大步走了出去。在扭头向外走的那一瞬间，他执意地打量了这位余达成一眼，看到他无奈地闭上了眼，一动不动地保持着原样，仿佛完全死过去了一样，只有平放在桌面上的那只肥胖而又白皙的手依然在那儿微微地战栗着……
老尹上午回来告诉我，说他已经当面告诉赵总队长，我们认为东林不是被谋杀的。我立马就批评了他，东林到底是怎么死的，我们别急着给人下结论。说老实话，我们也下不了这个结论，这是个技术性、政策性、政治性都非常强的事情，我们干不了。几十年来，我参加过好多次运动，既被人下过结论，也替人下过结论。我太知道下结论这事有多重要，又有多难了。有时为了结论里的一两个字、一两句话，能翻来覆去折腾好些天，磨蹭多少个来回，耽搁一两年、两三年；有的甚至十来年都做不了结论的事情也不是没发生过。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组织结论就是政治判决书，一两个关键字眼儿、关键的一两句话，就能给你一生定了归宿，所以这是不能含糊的。但我们可以提供情况，尽可能实事求是地提供情况。当然，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还不一定，因为每个人的认识都是有局限性的，端正态度，尽力而为，尽可能地实事求是，接近真相吧。
“可当初不是我自己决定要干这事的。”
有一回发生了这么一档子事，那天还真把我吓着了。他突然闯到我家……这里我稍稍地岔开去加以补充说明一下，我这儿说的这个“家”，是我在陶里根的家。我想你们一定对我的历史进行过调查，我老家在陶里根。原陶里根县县政府大院后头有个废弃的水塔，水塔上头至今还可以找到一个月白桦树皮和红松板子做成的鸟巢。这鸟巢挺大，当时是专门做来让白鹳栖息的，后来白鹳不来了，住过不少灰鹊和黑老鸹：那鸟巢就是我当年在陶里根上中学时做的。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年陶里根拆来建去变化如此之大，城里几乎所有的老建筑全被推掉了，就是这个水塔保存了下来，那个树皮木头搭的大鸟窝也幸存了下来。与此同时，还在土地规划局马路对面保留了一幢小楼，那是当年这个小县城里唯一一家老字号酒厂“曹不泉酒厂”老板的私产。小楼现在被当作陶里根城工商业方面的历史文物保存了。曹不泉就是我父亲，曹楠她爷爷。后来我上省城来当警察，学手艺，把家也安在了省城，一直混到今天。其实我的根还是在陶里根，那儿有我老曹家好几十口人。逢年过节，全家族要聚会的话，老少四五代人，真是乌泱泱一大片。如果再加上亲戚的亲戚、亲戚的熟人、熟人的熟人、熟人的亲戚……我这么说肯定不为过：当年陶里根老城里一半以上的人都跟我们老曹家有某种或亲或疏的关系。我回陶里根，在街上随便拉住一个人，只要他是陶里根人，又在三十岁以上，说上三四句话，点上三四个人名，我俩准能找到共同的熟人，马上变得非常亲近起来。所以，劳爷去陶里根搞他的“秘密调查”，找我帮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也是事半功倍的选择。可以这么说，正是因为有了我在陶里根的这些关系，劳爷的“调查”，一开始才会进展得那么顺利、有效。但那天，他突然闯到我家。我正在泡药酒。曹家的男人每年的冬末春初，都会喝一种药酒。这药酒是按自己家祖传的方子熬制成的。按我们曹家人的说法，冬补止亏，春补止燥，冬春之际，补心肾汇交，承上启下，敞外实内。方子是现成的，但配伍的主次和药量的多少，每年都要根据不同的人在新的一年开始时脉象的变化再来酌定。所以，每每到这时候，曹家的男人只要有可能，都会回到陶里根，由我习医的三叔逐一号过脉，看过舌苔，特别叫绝的是，还要验看当天的头一泡尿，根据尿的颜色，尿中泡沫的多少、堆积的样式和存留时间的长短，综合起来判断他身体的状况，重新开出方子，再去炮制在新的一年里适合他喝的那种药酒。
“这我们就不要争了。你应该记得，我当时跟你说得非常明确，到底去不去陶里根做这件事，最后的大主意你自己拿。我不代表任何组织，也不带任何行政命令色彩……”
这个……我先不下结论。我就说事情本身，结论还是留着你们去做。
“可你还说过，去陶里根以后，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找你，也只能来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