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回顾
……曹楠再次低下头去。
走出省政府大楼，她几乎没有做任何停留，穿越了它那挺有现代建筑意味的中心广场，快速向大门口走去。从下楼的那一刻起，她就下定了决心，不再上这儿来了，起码不会仅仅为了看望这位姓顾的领导，再进入这个广场，进入这幢大楼。她曾经很偶然地进入了他们的圈子，甚至十分接近过他们，但仔细想起来，这也就像我们这个渺小的星球曾比较接近过某一颗拖着美丽的长尾巴的彗星。所谓的“接近”只是相对而言，它毕竟还是会呼啸着远离我们而去。同样的，“代省长”“副市长”毕竟离一个“年轻的图书馆管理员”太远太远。就像我们无论再怎么接近那颗美丽的彗星，宇宙生存发展的规律决定了我们之间仍然要保持相当的距离。若即若离，是宇宙万物相处的基本规律。又何况远没有摆脱“自私”和“弱肉强食”的噩梦纠缠的人类呢？！走出省政府大院那巍峨的大铁门时，她还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为自己能做出这样的决定而感到无比轻松。要不是后来发生了另一件事，曹楠也就这样慢慢地从顾、祝这两人沉重的“阴霾”之下超脱出去，就像高纬度地区的人常说的那样：该干嘛干嘛去了。
“没事，他来归他来，你就躺着。出那么多血，不好好歇着，怎么行？吃一堑，长一智啊，流点血，长点记性。你不想想，你要真出事了，最受不了的是谁？还不是你爹妈？！”女工作人员提到“爹妈”，眼睛略略湿润起来。
难道人只能这样活？他们的今天，就是她的未来？
往外走。一步……两步……三步……她忽然感到自己快要被一种巨大的从来也没经受过的失望击垮了。是的，他说得全对。司法介入，静候结论，任何人都不得再随便插手，等等，这一切都对。但是……但是……对于这一切，他怎么能说得那么冷静（冷峻、冷酷）呢？好像在说一块跟他毫无关系的烂木头似的。谁都知道祝磊曾是他最好的朋友、最亲密的同事、最忠实的部下和最起作用的左膀右臂。你可以不跟我透露祝磊犯事的内情，但一起来感叹惋惜一下都不行吗？当了“代省长”，就必须如此迅速地“划清界限”？如此的“原则”和“坚定”？快走到门口时，她都感到有点窒息，喘不上气来，头脑因为一时间的缺氧和缺血，也有一点晕眩起来。地板开始有一点晃动了，她本能地伸出手去扶了一下门框，又本能地回过头去看了一眼。为什么要回过头去？回过头去又想干什么？不知道……完全是本能在驱动，习惯在使然。但随后在这回头一瞥之间，所看到的，却让她大为吃惊，还让她实实地为之心颤了好长一段时间。她看到顾立源呆呆地站在办公桌的一头，眼睛直直地望着她的背影，脸色灰暗，神情惨淡，眼光虽然仍在闪烁，但闪烁的却是一种让曹楠无法忘却的愧疚和为难……当他发现曹楠突然回过头来看他了，便立即掉转视线，低下头去，同时又迅即扭转身去，拿背去对着曹楠了……
事情当然还是由齐神父的那个电话引起的。齐神父并不知道“改写”和“伪造”的事，但她是知道的。那天，劳叔跟她谈完后，她心情非常古怪，说沉重，不太够；说压抑，也不太全面；说害怕，似乎仍嫌单一了些……她不愿意相信劳叔因为对他自己和周围这个世界感到绝望了，才要向这世界说“假话”的，而且还要“强使”即将被处决的祝副市长在临死前也“奉献”出一份“假话”。
原来他是在克制着自己的一份情感，他是不得不如此的——这是她当时那一刹那得出的唯一结论……
不知是此方法的功效，还是刚吃下的那两片止痛药的作用，或者还是因为同时使用了这两种方法而产生的一种心理暗示作用，伤处果然不像刚才那样火辣辣地疼了。从疼到不太疼，这种感觉真好。但这一刻的恍惚间，她再次感觉到冰凉的刀口切割到手腕上的那一阵麻酥酥的痉挛，再次看到自己在拿起刀片前，在屋子里不知所措地近似疯狂的张望。那种绝望和恐惧，多么的绝望和恐惧，非常混乱的恐惧和绝望……
在他跟她谈论“心理学”问题的时候，别人也在三三两两地谈论着他们各自感兴趣的事情。他们平时也并不是有很多的机会能像今天似的，凑到一块儿来的。一旦凑到一块儿了，总是会有很多话要说，有很多的信息要交换，有很多的事情要相互“拜托”，也有某些以往的误会要澄清，甚至有一些“秘密协议”得赶在这样的机会里赶紧在口头上“草签”了。这时候，顾书记往往会突然停下跟曹楠之间的激情论述，突然插到其他人的谈论中去，针对他们正争得不可开交的某一件事，或狠狠地把其中的某一位批评一通，或为他们做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或发出一些严厉的警告，然后又回过头来接着和曹楠论述他的“心理学问题”。这的确让曹楠非常吃惊和佩服。他那么了解方方面面的情况，始终在掌控着局面，即便在这么一个很具体的微观场面中，他也绝不“放之任之”。是责任感所使？还是精力特别旺盛所使？还是权力欲过于强烈所使？还是他太把这些同志当自己人了，所以他们的一切，他都想干预、都想帮助、都想指点，才做得如此无所顾忌？
“关于祝副市长他出的那档子事……”曹楠刚低声地说了这么半句话，顾立源立即坐直了身子，毫不迟瑟地打断了她的话头，整个人的神情也变得相当严肃起来。他这么告诫道：“这档子事司法部门已经介入。所以，任何人都不应该再插手过问了，只能静候结论。”
那回曹楠也参加了，是祝磊把她带去的。这是曹楠第二次见顾立源。顾立源还是那样的咋咋呼呼。但可以看得出，他见到曹楠，非常高兴，主动过来拉曹楠的手，亲自安排她坐在他身旁的贵客位置上。说话的时候还老拉着她的手不放，有时干脆搂着她的肩，把脑袋贴过来，几乎要挨着她的脸颊了，仔细倾听她的低声细语。（曹楠是心慌，不自在，才不敢大声说话的。但这样一来，却闹得她越发心慌，越发的不自在，还有一点反感。）但很快，她得以稍稍地安心了：原因是，她发现，所有在场的人都没把这当一回什么事。没人用异样的眼光去看着他俩。难道他们都认为这么接触是很正常的？可再问一问，这么接触，又有什么不正常的呢？这一群人，年龄大约都在四十岁至五十岁之间，均为阅尽当下人世沧桑的中年男子，还有什么场面是他们“读”不懂或“读”不了的？他们都是顾一手提拔和扶携的，顾把他们视为心腹，他们视顾为知己。况且，曹楠后来发现，顾书记注视她的眼神里有一种让她非常意外，甚至让她多少还有一点感动的东西。那是一种很直率的探询，很平等的交流，他把那一帮人完全撇在了一旁。只是在低声地跟她探讨一个“心理学”问题：“心理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人正常能力的发挥？“心理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干部队伍的素质？你觉得像我这样的人会不会产生“心理问题”？为什么长久以来，“心理问题”在我们这儿总是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我们这种超稳定结构的社会体制，对人的心理病态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呢，还是相反，仅仅是在起着掩饰和推波助澜的作用？等等。开始，她还能回答一二，到后来，完全听他一个人在那儿絮絮地论述了。她也回答不上来了，他也不容她插嘴了。听得出来，他对这个问题，是读了一点书的，也做了些思考的，但也仅此而已……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祝副市长到底出了什么事？您比我们谁都更了解他。他这么一个人怎么可能去开枪杀人？怎么可能……”曹楠不甘心地问道。
后来，曹楠在不断接触顾立源的过程中，才真正体会到了李敏分当初所说的这“难以捉摸”和“无法估量”八个字的含义。这里有令她“生厌”的东西，也确有让她“难以捉摸，无法估量”的东西。那一回见面后不久，顾立源到省城来参加省委扩大会。前边说过，按这两年的惯例，只要顾立源一到省城，那些先行调到省城来工作的陶里根籍干部都会找个好地方，“聚一聚”，让他“高兴高兴”“放松放松”，同时也让他们自己“高兴高兴”“放松放松”。自从祝磊调任省财经学院副院长后，这样的聚会一般都由他牵头组织。参加聚会的常常还会有在省城做生意的一些陶里根籍的老板。当然，能有幸参加这样的聚会，一定是有相当实力的大老板。一来，这些陶里根籍的老板平时和这些陶里根籍的领导干部们的确也是处得相当不错的朋友、哥儿们；再者；有这些老板参加，聚会无论花销多大，也就有人埋单了。所以，潜意识中，大家也愿意有这样的老板参加。这些老板当然根本不在乎这一点花销，都争着埋单，争着做东。
是的，他有他的难处。的确不能要求他像我们这些普通人一样，在个人情感的表达方式和程度上“为所欲为”——这是她在走出省政府大楼时，再一次回过头来寻找顾立源办公室的窗口时产生的又一个想法，并以此想法来安抚自己突然剧烈疼痛起来的心灵……
没等脚步声完全从房门口远去，曹楠便又慢慢睁开了眼睛。疼痛，加上稍微的头晕，口干舌燥，使她觉得还是稍稍坐起来一点为好，同时又喝了口水，润润又有点苦涩的喉咙，挣扎着把外衣穿好，并设法把伤了的左手垫得高一些——这也是刚才那位“大嫂”教她的，抬高受伤部位，免得血往那儿淤积，能暂时减轻伤处胀疼。
但他为什么会表示出一种“愧疚”？为什么在那一瞬间，脸色竟然会如此的“灰暗”？是因为办公室里光线不足，还是这一阶段刚调任代省长，工作过于繁重？
“躺下吧，快躺下吧。有啥事，叫我啊。自己别瞎动。”女工作人员替曹楠掖好被角，拧弱了有调节光线强弱功能的台灯，便径直回她自己的房间去了。她也想到，一会儿邵组长还要来，留一点灯光，比较适宜。
不知道……
“我说过了，司法部门已经介入的事情，任何人都不应该再插手过问。”他再一次打断曹楠的话，然后就听见他问，“还有事吗？”这明显在表示，“你可以走了。”
第一次见顾立源，就让她感到特别不习惯。是祝磊带她去见顾立源的。那会儿，他还没调省里来，也就是后来所有人都说他自我感觉最好的那个时候——还在陶里根当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时候。“这就是你说的那‘闺女’？那，是不是该叫我大伯？”他嚷嚷着，用力地握着她的小手。标准的国字脸，浓眉，吐字十分清晰的男中音嗓门儿，狡黠而活跃的目光，宽阔的前额和稍嫌稀少的头发。肩头披着那件“著名”的黑大衣，不时地习惯性地耸耸头，以使大衣不会从肩头上掉落下去。不管上哪儿身后也总是跟着一个或两个秘书、随从之类的人。一转身，一投足，他那双永远擦得明光锃亮的扁头皮鞋总在闪烁着经典的光彩……所有这一切都使年轻的曹楠产生了特殊的困惑，他怎么不像平时在报纸和电视里常常看到的那市委书记和市长啊？他怎么更像印象中的老板、经理？而让她更为“出奇”的是顾立源接下来说的那句话。“我是不是得给一点见面礼啊。”他大声笑道。这句话刚说完，他那位秘书立即从随身带着的黑皮包里数出一千元现金递给曹楠。当时给曹楠的感觉，自己就像是个上这屋里来搞直销的女孩儿，众目睽睽之下，可怜兮兮地正等着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拿多少？”对钱的多少似乎有非常准确的敏感度的顾立源，在瞟了一眼那些票子后，立刻很不高兴地瞪了秘书一眼，训斥道，“你在打发谁呢？”秘书苍白起脸，忙又数出一千元。顾立源更不高兴了，大声呵斥：“你抠抠搜搜地在丢谁脸呢？花你钱了？快掏！”秘书吓得赶紧再去黑包皮里掏钱，但在包里摸索了一下后，那只手好像是粘在了包里似的，迟迟也拔不出来了。在场的人，包括顾立源自己都明白，包里肯定没现金了，秘书又不敢明明白白说出这个可能会让顾立源更加恼火的情况。顾立源一时间也有点尴尬。这时，聪明的祝磊出来救场了。他微笑着走过来，从那两摞现金里慢条斯理地抽出一张一百元的钞票递到曹楠手上，说道：“顾伯伯的心意你明白了就行了。他是想给得越多越好，但多到什么份儿上才是个头呢？多就是少，少也就是多；惟少才能多，惟多才知少；没有少，也就不会去多；没有多，也就不会去少。少者，多所倚；多者，少所趋。好了好了，多多又少少，少少又多多。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这‘多’和‘少’，就是这个世界所有人为之苦恼的向往的矛盾的挣扎的根本。让我们还是回到这‘一’上来吧，回到这最少、也是最伟大的起点上。拿着吧，闺女，顾伯伯希望你能在这‘一’的基础上，演绎出真正属于你自己的幸福未来的百、千、万来。”随后他把其余的一千九百元又放回到那个黑皮包里了。事后，曹楠困惑地问李敏分：“您不是一直特别推崇陶里根的这位顾书记的吗？我怎么看都觉得他就是一个俗人。对不起，我甚至都觉得他有一点‘恶俗’。你瞧他那霸道劲儿，加上那件在肩膀头上晃唧晃唧的黑大衣，那两个一时也不离身的跟屁虫，还有让他那些跟屁虫替他往外掏钱时那股老子天下第一的蛮气，啥市委书记嘛，整个儿一个黑老大嘛。”李敏分笑道：“没错，在陶里根市委市政府机关里，上上下下都叫他‘老大’。”曹楠皱起眉头问：“这样好吗？”李敏分笑道：“这有什么嘛。‘老大’这个称呼本身并不具备什么褒贬性。渔民把渔船上掌舵的人称作为‘船老大’，是褒耶，贬耶？我们汉族人把家中长子也称作‘老大’，是褒耶，贬耶……”曹楠特别忌讳别人不把她当“汉人”，于是立即抢过话头说：“你们汉族人？别跟我说这个！”李敏分忙挥挥手笑道：“咱们汉人，咱们汉人，对不？”然后他又解释道：“顾立源从本质上看就是一条咱们北方的豪爽汉子，一个特别讲义气的人，一个特别耍得开，又特别收得拢的人。你现在看到的，无非只是他表面上的一些东西，一些很浅层次的东西。”“他深层次还能有啥？我真的很怀疑……”曹楠皱起她那好看的小尖鼻子，哼哼道。“那你可大错特错了。”难得激动的李敏分这时却激动了，立刻站起来大声叫道，“这是一个深浅难以捉摸、前程也让人无法估量的人。难以捉摸，无法估量。难以捉摸，无法估量啊。”他毫不吝啬地倾情重复了两遍。
她站了起来。
接受委托，把一个人，一个曾让自己“无比”钦羡和敬仰的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的话，从“死的牢笼”带往“鲜活的人间”——这使命让她惶惑，却也让她激动万分。替一个活在最艰难之中的人做一件他最想做的事，而且又充满着风险——二十岁刚出头的她为此而激动、战栗。她一直为自己能跟这些富有阅历，并且充满生命活力的长者交往感到荣幸。（有没有虚荣的成分？也许吧。）图书馆是一个收藏历史的地方，哪怕是最新出版的书，它本身和它的讲述，都是属于过去时的。即便它讲述的是对未来和未知的预测和猜想，当这些预测和猜想形成文字和书籍，被送进图书馆来以后，它一定也就成为“以往”和“已知”。更新的预测和猜想，对更广漠的未知的探索，一定已经或正在萌发和产生了。站在图书室的柜台里，注视着柜台外来借书、还书的人，她知道自己其实是站在历史和现实、已知和未知的交界线上，她把历史递给现实，她让现实倾听历史。但她知道，自己却是浅薄的、苍白的、柔弱的，甚至在许多时候还是茫然的，有种“无依无靠”的感觉，让她有足够的理由让自己感到“茫然”。她寻找成熟、成就，寻找力量……为此，她结识了李敏分、劳东林，结识了祝磊，以至顾立源……书，是他们之间的媒介。他们从她这儿找到了书，她要在他们这些拥有现实的长者身上去寻找对她来说依然还是比较遥远的“现实”。他们都对她很好——虽然各有各的好法，但有幸的是他们都不曾妄图“伤害”她。（是来不及，还是不敢，还是压根儿就不愿意伤害她？她没细想过。）跟他们交往，总有一种异样的陌生、紧张、兴奋和忐忑，同时也存在着一种隔阂和拘谨。其实她并不想完全破除这种“隔阂和拘谨”；反倒是在他们中的一些人身上，她时时感觉到有那种破除这“隔阂和拘谨”的冲动。
告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