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甚至不能为我结账一块五的矿泉水

杰屋里堆着各种古怪的东西，我若想问，每件都可问上个三五分钟。然而，只有角落箱子里的一只刺猬吸引了我。

我带着心中的一丝雀跃，还未完全消化坡跟鞋要辞职的喜讯，同时翻看着去年“中午吃食堂”每天发在网上的话。去年十月，他时不常转发些半裸女人的照片，然后配上一两句老男人调笑的话。即便是这样，我还是喜滋滋地看着。但是，有关女儿的微博，是万不能原谅的。只看到一条，说带着女儿去听“子曰”演唱会，我便断然关掉了页面。真是败兴。

“这些……都是你朋友？”

“谈不上。”

待杰回到座位，我竟然会主动开口和他搭话。这让自己也很吃惊。但他显露出十分的惊喜，继而滔滔不绝地介绍自己和台上那些反复唱同一首歌的人，说一个叫周，一个叫梅芳。周，梅芳。我听着这些对我毫无意义的字眼，说真好啊。

“呃……是不是打扰你工作了？”

不知道聊了多久，我觉得眼皮发涩，低血糖的感觉混着醉意袭来，一波比一波强烈。“对不起，我要走了，”我向杰伸出手，表示道别的友善。他重重地握着。两秒钟后我想把手抽出来，但他揪着不放。

其实，不用藏在角落里，我也是酒吧里唯一的客人，除了吧台上坐着的两个专心玩手机的黑胖子。那都像是老板的熟人。

当晚的我，从使馆区附近的商业街，一路潦倒地走到巷子里不知名的酒吧。没觉得自己心情多么不好，但一进酒吧，点了五十元的长岛冰茶，便坐在最后排的角落里开始不停地掉眼泪。使劲吸气，瞪大双眼，但眼泪还是掉。

那晚，整个酒吧的光线像红孩儿的火云洞，还弥漫着一股强烈的公共厕所味道。也许就是公厕改建的吧。往台上望去，有个自娱自乐的小乐队，都是些外国人。其中，唱歌的是个肥胖的白人中年妇女，穿着嫩粉色碎花长裙，显得非常自我并如痴如醉。贝斯手是个长得像约翰·列侬的男人。平心而论，胖女人唱得很一般。但在暗处的我，听着她翻来覆去地唱简单的歌词，眼泪就是止不住。也许是因为没有观众，她便自顾自反复练习同一首歌，反复地唱“如果你错过我坐的那列火车，你就知道我已经不在了”。

这个自言自语的英国男生，前天晚上九点一刻才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不知道哭了多久，直到自己也觉得哭得没劲了。空调风干了眼泪也风干了我的脸。就在这时，杰推门进来了。

“怎么了，有事吗？”

当晚，我和杰在酒吧里洋人、假洋人、中国黑胖子以及假约翰·列侬温馨的注视下一起离开，回了他在工体附近租住的屋里。与他合租的人，据杰说，是个来自美国的女同性恋，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室友”。当晚，她并没在，只留着一张字条，大概是说阿姨来收拾过屋子了。

此刻的办公室，简直可以用万籁俱寂来形容。离午饭还有至少一个小时，让人不知所措。如果时间是无限的，便无效率可言。但单位便是这样虚伪的地方，人为限定时间，预期某种效率。一群呆坐着每月领薪水的人，怎么可能有效率。这样想着，几乎怔住的思维却被突如其来的电话打断。我端详着那个号码，反应良久，然后脑子猝然发麻，是杰。他竟然真的会“跟进”啊。

“这刺猬是你的？”

老男人如何闷骚，都是女人喜闻乐见的。但看老男人在女儿面前贱骨头，还是算了吧，我不乐意看。

我没说话。觉得没必要，自知他一定会绷不住，继续说下去。果然，杰终于说：“晚上去找你吃饭吧。”

初次看到杰，觉得像个短脸版和年轻版的休·杰克曼。隔着老远，便能感觉这外国男生如此年轻，比自己年轻。当时，杰穿着一件蔫儿了吧唧、灰不溜秋的T恤。下身是一条那种有无数个兜的粗布短裤，趿拉着一双人字拖。可谓我最厌烦的外国小男生打扮。圆领T恤领口处毛茸茸的隐约可见，手臂上肌肉一条一条显得粗壮。手腕上随意戴着个塑料质地的绿色破环儿。

“就想问问你好不好，”杰继续用积极向上的口气故作开心地说，“我那些朋友都邀请你下次再来看他们表演，其实……下一次就是明天，希望你能来。”

他面无表情地盯着我看了三秒钟，神采奕奕的样子，然后试探性地到我的隔壁桌。他撂下双肩包，坐定，又起身到吧台，向其中一个中国黑胖子用熟练的中文要啤酒喝，想必也是很熟。

我一点不热情。他尴尬地沉默，显得很弱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