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穿西装，而不是西装穿他

婚后，我也开始在一家外国非政府组织上班。周遭的同事也从热衷买坡跟鞋的老妇女，变成了各路来自发达国家年龄相仿的人。类似拯救世界、拯救人类的议题，让我觉得自己的朝九晚五开始有点意义。

要孩子，是森近来愈加迫切的心思。我想，对于生活，自己无从说不满意。于是，便也开始身心上的积极准备。一切看上去都驶入了正轨。

不知是森闪烁其词的眼睛，还是因之和昴日星官的强烈对比，那晚，我和森回家了。

在那以后，办公桌对面的女人，将头发烫得更可悲，连佛祖都不甚像了。斜后方的人，新从商场拎回一双坡跟皮鞋，样子极尽蠢笨之能事，却欣欣然向办公室其余女人炫耀，引来啧啧围观。

想着辞职已经正式进入程序，自己即将彻底和这里的一切割裂，心里说不出的轻松和轻蔑。

我和森频繁约会，上床。但是，彼此并不捅破任何意义上的窗户纸，似乎还是两个独立自由的成年人。然而，森和有关他的一切，像一束突如其来诡异的光，照到我拼死挣扎的青春尾巴和依然压着发绿玻璃板的办公桌上，给了我更多挣脱“旧世界”的躁动。

英国学校的录取通知，就那样来得不合时宜。我如此不想离开森，但想想看，确是想离开近三十年毫无惊喜、行尸走肉的自己。

“我经常会去英国。我们可以英国见。”

这是森的第一反应，和所有反应。

距森说这样的话，到今天不过九个月。然而自己没想到，这九个月里，我会因为森两次去英国而不能专心完成课业。一个学年未结束，与森的越洋电话时时刻刻在勾魂，我便果断敛了行李，逃了回来。

临了三十岁，我突然只想任性，只想看到森在三号航站楼接我。

而这一接，出乎所有意料，我们竟在两周里闪电结婚。大红的结婚证上，他的身份证号压着我的身份证号。两个各自经历了几十年人生的人，自两寸照片上看去，不过是两个脑袋挨脑袋的小朋友，男左女右，一切终于看上去平等和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