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我正是在一个被布道的下午听说了这样的故事，出于两个新朋友——周萍和她先生——之口。之所以说是新朋友，是因我完全没有料到她会带着她先生重现。在2007年年初的《汉中故道》（这篇文章并未收入我第一本非虚构文集《现实即弯路》）中记录了初遇的情景，只是我当时对它的意义并不自知：

在晚上我却终于回归了莎士比亚。他从来都是现代的，始终在流亡，在主流都不存在的时候，他就在流亡；他战胜了自己作品出现的任何文化因素的影响，包括作为文化的宗教，还有文化本身，因为文化是弱者的良药，可以不去直面精神。我下午就试图通过文化来麻痹自己对宗教的原始情感，还有所谓哲学，一次陈述、一次哭泣和一次忏悔，或者一次亵渎，都是解决问题的幻象。

我陈述这些的时候，始终确信我仍然像脱离了宗教的青年罗素一样清醒，相信现代主义中的智力性，相信智力能战胜谎言和幻象。

但是那已在人心中的，也就是预先写下的历史，只不过仍在被继续随时写下。那几乎也能有效地象征着文学史。宗教的历史和由无数文学家内心构成的历史序列，相对于社会历史是独立的历史，同时面临一些外部战争和内部战争，而内部战争——那些特定的人群内心的呼应和宿怨——区分了这些历史。

看当时的文字，可见我只琢磨到一点点旅行哲学的层面（那次在汉中博物馆老馆长郭荣章先生电话如盲棋一样的遥控下寻找古蜀道和古栈道的旅行，的确有种“未参透”的感觉，持久不能进入任何一个主题，完全是在冰面表层滑行，不得其门而入），而并未想到宗教。所以，这天下午他们突然再现，我感到时空的跨度、跳跃，真的如同宗教的地理学一样无序。我着迷于这更大的剧情——我竟然真的也存在在某个故事里。最后他们得出结论说：我们在你身上看到了上帝的计划。他俩听起来像一封信，或者任何没有内心的媒介物，比如天使。和很多牧师一样，那个男生尤其英俊，主要是他布道我听。据说追逐他的女人非常多，但看起来这英俊不代表任何一种男人。我是说，几乎是看不出性别的荷尔蒙的味道。这就是上帝面孔吗？确切地说，是一种涂了蜡一样苍白的英俊。

如果上帝仅仅是一条事后擦去的辅助线——他们词语的源泉，而我目前仅仅开始读一些唐诗，寻求汉语中更丰富的语言和思维模型，以代替我们写作时从来就缺少的东西。古诗其实是多么不稳定的文本，每个字都可能有讹误和谬传的版本，可其神采始终不散，民间的写作能力又如此普遍，无数佳句不见经传……但我们天赋的语言库、思想库到底在哪里？

“但对于我们这些没有耐心的人，这条道路仍然是空无……”

那男生还说，在敬老院和老人说话，就是重建语言之桥，语言是人类真正连接的东西，所以应该不停地说，而“你们写东西的，则必须不停地写，否则就会让那些老人感到没有语言连接着他们，感到被抛弃”。

布鲁姆在这本书中间的几个章节几乎又逐渐变成一个人类学家对约瑟夫的认知和情感结构的剖析，但我们逐渐发现，布鲁姆在这本书中探讨的仍然是美国精神。美国的宗教当然也首先是美国的，美国对它的影响是深刻的，甚至是晦涩的。美国各领域的学者永远兜着一个超越宇宙的大圈子，其实还是在谈“什么是美国”。美国已经在哲学辞典中成为一个概念。

我们还谈到我在陕北看到的被传销毁了的邻居之间的信任。他含蓄地preach（布道）说：也需要某种精神生活来找回。有时，当我们谈到孩子，我正忧虑将来孩子上幼儿园的事，他们说，养育孩子不是到他们长大或者到你无力再抚养他们，应该养育他们直到他们被交托在上帝手中——这有几分道理，只有一个虔诚的孩子才能有那种自我要求的习惯，那种为人的自觉性、自律性。我见到许多刚硬的孩子只是任凭被现在的社会污染，在社交媒体上说着嘴硬的话，还以为他们自己是清醒的。

但“什么是中国”并没有像那样被中国人在更大的范围、更深刻的层面中去探究。“中国性”从来没有那么大胆地先勇于被思想和生活融化掉，比如大胆地先将它理解为弗洛伊德梦想的碎片，最后再结晶出来。这才算所谓分析，不能时刻都像个小市民那样谨小慎微地对待自己祖国的遗产。这个粉碎的过程，几乎就是“哲学化”。如今，我们对自己的国家已经很少能有哲学体验了，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发展出很好的哲学，甚至连阐释学（释经阶段走向哲学的萌芽）都谈不上有长足的发展。

我们谈了两个小时《圣经》，有废话，也有有价值的。可能也算听者有心，让我觉得，仅仅把它当文学来读也仍然是不够的。这是久违的交谈体验，我很久没有这样的对象，可以那么流畅地谈事情、谈文学、谈哲学。想不到是这样一些莫名其妙的人恢复了我和世界这样的交谈，我长期的精神上的口吃可能是因为必须不断地拒绝宗教而引起的，我必须每说两个字就停下来刻意地说：“不，我不相信。”（既不像诗人食指的情伤口气，也不像诗人北岛醒来的口气）——而是无神论者的口吃，无神论者身上还有一种特别难闻的刚硬，人类中的自大者。他们两个人也是志愿者联盟的人物，但并不确信中国的志愿者最后都会真的找到信仰，“有的人完全是慈善的目的，比如一些阔太太”。

总之，目前我发现我喜爱的宗教的确是“天使仅仅隐藏在语言里，天堂不必能飞翔或永生，宗教先知的能力也许只是你如鲠在喉的那些东西、那些将说未说却被打断的话。”——这可能也是无神论者最充满善意的宗教观。

“‘不，还是有车，只是班次少，要等上两个小时，才会有一趟。’——在108国道走了一百多公里，我们才在一个来不及看名字的村庄遇见了一个等车的人——从深圳回家的周萍。她孤独一人，站在小卖部的门口，门前那把长凳证明这里是车站，周萍一身紫色的呢子外套，在这充满枯笔风格的秦巴古道的黑白国画中显得非常打眼。她说要有耐心等车——等待的奇迹，有点哲学味。等上一年，说不定能等到秦巴山区古代著名的白老虎……

可在我们的现实里，当一个人宣称“我找到了信仰”时，往往只是软弱地投身了某种形式的教会，这是自由丧失的结果。1940年代开始丧失的自由到现在还没有恢复——1940年代，“现代主义”这种人类智力生活的积极需求就是这样走向没落的，其中的许多人“回归”了更蒙昧、更集体化的思想，正如多民族国家向单一国家退缩，紧张感、个人抉择的紧迫感再次袭来：人道主义（福斯特、纪德、瓦莱里)、宗教（于斯曼、艾略特）、传统、法西斯主义（庞德、P.W.刘易斯）、东方（赫胥黎）、各种社会学说（艾吕雅、阿拉贡）、学术批评（萨特）、政界（马尔罗)……更多的人进了大学，那些伟大的流亡者消失了。

“……另一条更加荒芜的国道是蜀道南段的108国道，自从汉中、宝鸡和成都之间的高速公路开通之后，路上已经完全没有车。

在这天晚上，我终于从下午的催眠中平静下来。我发现，下午的昏聩说明我仍然对生活中的许多事物无法立刻就当场理解。但终究对宗教，我仍然可以完全不投入自我地真诚地信仰它——这说的其实是一种阅读的良好状态。如果你不能很好地对付一个布道者对你的影响，你当然也很难对付一本书对你的影响了。晚上的回归只是再次证明我们那强劲的阅读生活的能力并没有衰退，在这个被布卢姆称为“阅读史上最糟糕的时代”（因为文化批评代替了文学批评，看看我们写的那些书评就知道了……）。

中国传统仍然只是一个结石，一个硬化的块茎，它关闭着，每一个单元都关闭着，它没有引领感情，也没有真正做到无处不在，我们和它并不是水乳交融的。我们老是问世界是否接受中国性，却很少问中国能否包容世界。比如电影，我们拍出明显的中国题材，希望世界能耐心地理解，我们是不是在寻求人类（西方显然是主体）的认可，总有一种私生子的愤懑。可当哪天中国容纳了世界的感情，中国就能拍出世界上一切题材的电影。我们出生时对什么都生疏，但终有一天我们会以世界为家。

这两个基督徒脸上有一种不由分说的宁静和“被组织的感觉”，周萍的先生——那男生二十六岁，更有抱负，有着无比复杂的经历，曾在天安门前卖过各种东西，摆过地摊，被天安门前的城管和警察驱逐，也蹲过监狱，但面孔还是孩子般光洁，可以做护肤广告。他想在三十岁的时候成为职业传道者，说话几乎也和牧师一样悦耳，而且通顺。他只读到初中，所以我也设想我是在同一个真正的十三岁孩子在说话。但他的词汇像哈金后来用英语写作那样完全够用的感觉，那些词语简单得像《圣经》（当然，《圣经》有许多基本词汇，中国人完全没有机会涉及，我学GRE的时候，也会觉得很生僻，比如“Charisma”这个词，但是又感觉它对它的生活，是那么简单……）

中国人自我身份的确认，显然已不能靠有形的物质遗产，因为它们已日渐被拆除、毁灭；甚至也不能靠有形的精神遗产，因为它们本身也很少发展出现代性。中国人必须在这毫无特色的现代城市中，再生一个哲学化的中国文明走向现代，各种摧枯拉朽的革命总是从半途毁灭了正走向哲学的人格，这夭折的人格和深度的身份确认却很难再通过革命重建。

我本想把这写成一部小说，但中国文学还没有小说是完全以宗教为主题的，或许是因为他们对信仰很少真正虔诚——除非是经命令的洗脑，或者出于基本生存的反抗需要，他们总会保留最低限度的犬儒精神的怀疑。拨弄开那些现成的作品，到达它们的核心，中国文学的主题可能还是那么世俗的几种——如何战胜艰难的生活。我欣赏那些有才能的中国作家，但他们有限的、非宗教的、只关肉欲和社会道德简单对立的主题终究使我不能满足。

布卢姆在这本书中，客观上是在用现代摩门教这个更容易考察的宗教样本（至少考察了它的文学性和美国性)，试图揭示一切神学的“人为性和任意性”——他后来明确地说：“（摩门教神学的人为性和任意性)实际上是所有宗教显而易见的怪异性和难以预料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