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
灯会票不怎么能卖出去，越卖不出去越卖得贵，到2013年变成一百块一张。这笔钱在牌桌上也就是二十个炮，但要花在人人看过的灯会上还是让人不可接受。有几年，不管是机关还是事业企业，每个单位都要包销一部分，起了个名字叫“一日一业主”。这些票被发下去作为春节福利，一发就是一人好几张，所以最后变成没有人买过票，却似乎人人都有票，门口的临时黄牛党们一张面值十五的票卖不到五块钱。那些票总是按照区域确定时间，贡井区所有的票都在同一天，去彩灯公园的11路前所未有地拥挤，是不是真的按照一大家子的人数往自动售票箱里放钱完全是考验人民的素质。我知道人民素质的现状，有时候我们一大家子十五六个人，放进去十二三块钱，大家都觉得简直称得上高尚。
到了高三，我们都焦虑着选择志向，在城市和城市之间犹豫不决，连打算留在四川的人都要为去成都还是重庆纠结。我的志愿甚至只填了三所：南京大学、武汉大学、重庆大学，因为我一心要去一个有长江的城市。但“青红”们的未来显得极为目的明确：北京人要回北京去，上海人要回上海去，大学没有城市重要，什么都没有回家重要。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回家，北京上海也没有房子，难道真的跟爷爷奶奶或者舅舅姑妈挤在亭子间里吗？
三
高三的时候有个同学回上海去高考，她家里不知道用了怎样复杂的手段，把她的户口迁了回去，她要暂时住在亲戚家几个月，然后高考，然后读大学一直到毕业，然后找工作，然后才是等父母退休后回到上海，把全家人的钱凑到一起来买房子，一条漫长的路，但他们有着惊人的耐心，等了快四十年的人没有在乎这多出来的十年。
副部长那个春节可能过得不好，但那篇报道最后不了了之，小城里所有的事情都是不了了之，时间漫不经心地抹去一切。又过了两年，好像有个什么“川电东送”又修了不少变电站，办灯会的时候不再停电了，又一个“进步”的铁证。我们被种种诸如此类的铁证囚禁其中，退休金年年都涨百分之十，农村人现在有大病医保，癌症都能报销百分之九十，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涨工资又往前补两年，几万块巨款拖了很久，最后到底是发下来了。很多咀嚼又咀嚼的怨言要是真的吐出来，就像谈论三峡移民一样不合时宜，岂止不合时宜，简直没有良心，就是不知道到底是在跟谁讲良心。
灯会意外地让我老公惊喜，我以为他不过会礼貌地敷衍，逛一圈就出来，但我们足足待了三个小时，到最后我也高兴起来，两个人戴上五块钱一对的绒线兔子耳朵挤在人群里，拍根本看不清楚脸的照片。湖边拍一张，山上拍一张，门口不过是最普通的大红灯笼，我又拍了一张。那天下着小雨，走在彩灯公园里，人人都在踩别人的裤脚，走一会儿就得勉强找到一块人少的地方，把鞋边裤脚上的黄泥抹掉，我的黑色麂皮长靴糊满了泥，但我少见地没有恨这个城市肮脏的冬天。我们不停地拍照，拍青花玲珑碗做成的龙，龙角是雕花花瓶，龙须是小酒盅，龙凤呈祥的凤由无数个最普通的白色烟缸组成，栖息在一棵梧桐树上。茶坊里都用这种烟缸，偶尔打坏了一个也不用客人赔。龙凤腾飞是蚕茧，孔雀开屏是小小的青霉素药瓶，我急切地想找输液瓶扎成的灯组，但是它真的消失了。小时候我相信那些青霉素药瓶真的是用过的，每一次去打针想到它会有这样好的去处，都觉得欣慰。
五
卖掉十张就是两个孩子的压岁钱，过了这么多年，小城里春节给孩子压岁钱的标准一直没涨，还是一人一百。下一辈们纷纷出生了，自己家里要是没有个也能收钱的小孩，过一场年就得送出去上千，这个数目不是不可承受，但是让人痛苦。也有些特别勇敢的人一直不理不顾，爸爸最大的那个哥哥——我叫他“大爷”——一直坚持每年给我二十；以前没有二十面额的时候，就是两张灰黑色的十块。就算是在压岁钱必须上缴的时候这笔钱也归我，买什么都不够，只能买摔炮、魔术弹放掉拉倒。大爷死了好几年，我突然在某一年春节的时候想到他，现在我开始把一张张红色的纸发出去，我没有勇气给出两张十块。
那一轮下岗浪潮当然也把小城里的三线企业覆盖了。三线企业职工是小城里一个奇妙的存在，虽然小城本地人并不能说清楚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能糊糊涂涂概括成：那些北京人，那些上海人。即使迁来小城超过四十年，三线企业里的工人们依然被如此定义：那些上海人，那些北京人。不能说小城排外，他们自己也喜欢这样的生疏感，他们并不想进入我们，不想被称为，那些自贡人。
2010年春节我刚结婚，和父母带着第一次来自贡的老公去看灯会，他郑重地背了一个四千多块钱买的佳能相机。那个时候已经不分单位包销票了，但爸爸还是想办法搞了四张。“搞票”是一种能力和地位，也是一种完全的下意识，我们走到公园口，发现临时的黄牛们卖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票，一张二十。他们看上去都不像黄牛，怯生生地站在路边，机械地重复着：“灯会票！灯会票！二十！二十！”可能这些感叹号都加得过于主观，因为他们的声音里写满了生死有命。这些票大概是领导们随手漏出来的，送给曲曲拐拐扯上关系的穷亲戚们，要不就是农村人在城里打工，要不就是下岗工人，要不就是开三轮的，当然开三轮的也大都是农村人或者下岗工人。
她走之前全班去桫椤谷玩了一天送她，那是个胖乎乎戴眼镜的小姑娘，我们在山谷里烧烤，在水边打一毛钱底的麻将，最后大家都真真假假地哭了，送她几样桥头精品店里买的礼物，似乎是一个音乐盒，还有一个笔记本，一人凑了二十几块钱，这在当时是我半个月的零花钱。后来我完全不知道她的消息，只有毕业后几次看到上海房价的新闻时想到她，默默为她担心。郊区都涨到了两万一平方米，她买得起房子吗？不过他们可以住得远一点，再远一点，只要是在上海，反正无论如何远不过小城。很多年后我在中学同学的微信群里重新遇到她，朋友圈里她总是发一些吃吃喝喝的照片。她现在戴隐形眼镜，以前的圆脸依然圆，但固执地瘦出一个尖下巴，像每个上海女孩那样化妆，眉毛拔得很细，我偶尔去点个赞，更多时候，我觉得自己并不认识她。
2008年冰雪灾害的时候，广州的《南方都市报》有篇报道叫“四川自贡停居民电举办灯会遭质疑”。自贡没什么人知道这份报纸，但新浪新闻放在首页上一天也就传到了成都，据说不知名的部门有不知名的领导批评下来，自贡市委的宣传部副部长急得赶到广州去，那个时候已经是腊月二十七。副部长我认识，小时候我们住在同一栋红砖楼里，每层楼四户人共用一个不能冲水的厕所。当然他很快就搬出去了，最早在小城里拥有一套带独立卫生间的房子，家里不用放尿桶，洗澡不需要烧一大锅水。一直到读了大学，我才摆脱那个关于尿桶的噩梦。副部长有一个和他几乎长得一模一样的儿子，白净端庄，可以想象一直要从大队长做到团支书再做到学生会主席，最后进入某个政府机关，被定格为“领导”这个词。只是我难以想象“领导”曾经跟我们一样住在那栋破旧的小楼里，不远处就是恶臭的公共厕所，院子里有一个巨大的潲水缸，收潲水的人迟迟不来，人人都不敢出门。
“他们”中的有一个喜欢过我，总是塞给我他奶奶做的上海粽子，一个大概有半斤，里面有一块硕大的五花肉，肥肉部分融化开，浸透了每一颗米。这种粽子我每吃一个就要腻上大半天，但我还是想吃，因为都说那是上海人吃的。有时候我会去他家玩，他家住在空压厂的宿舍里，是当时看起来很气派的两室一厅。他的房间里有各种各样的《红楼梦》续本，我一本本借回去，每一本最后都是宝玉和黛玉结了婚。读一本接近五百页的书，就是为了看一个这样庸俗的好结局。
好几年前我还在广州工作，和当时的男朋友去看王小帅的电影《青红》。开场前我们远远看到高圆圆，穿着一条非常简单的白色短裙，脚上是一双匡威，男朋友发了一会儿呆，说：“你看高圆圆的小腿。”王小帅站在高圆圆边上，显得就是一个可悲的胖子。我记得王胖子在开映之前大手一挥说：“青红是个悲剧，很有力量。”看完这部和三线建设有关的电影后我想，悲剧我看到了，但是力量在哪里？好像急着告诉大家这是一个悲剧这是一个悲剧的时候，它就只留下了软弱的抒情。
2004年元宵，北京密云的自贡灯会发生踩踏事故，当时就说死了三十七个人，这个新闻被央视女主播用沉痛的职业腔传回自贡，却带来让人意外的成就感：原来自贡灯会都开到首都了！没法解释密云不等于北京，这个灯会大概类似于我们农村人赶场，花五块钱看一场流动马戏团的情色表演，女郎们敬业地在寒冷的腊月穿着三点式，大腿冻出粗糙的斑点。如果一个遥远贫穷的小城需要如此这般寻找存在感，真话只能是另外一种没有礼貌的不合时宜。
1964年8月2号，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和越南海军鱼雷舰打了一仗，波及了中国南部沿海。过了半个月，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帝国主义要发动侵略战争啦，我们要赶紧备战啊，赶紧把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的企业迁到内地去啊。他当然永远是一言九鼎一呼万应，所以自贡就有了第一个三线企业：高压阀门厂试点，后来名单飞速地越拉越长，硬质合金厂、可锻铸铁厂、东方锅炉厂、拉丝制钉厂、油毡厂……那个时候说服一个北京人迁到自贡的平均时间是六分钟，然后第二天打包，第三天走人，戴着小红花坐几十个小时的火车来到小城。有着漂亮小腿的青红坐在他们中间，连炊事员都跟着来了，好像将要到达的这个小城蒸不出一屉合格的包子。不过，一直到现在都有人说，三线厂里的面食就是做得好。在小城的冬天里，他们中有人为了买几棵大白菜，从贡井一直步行走到自流井的源渊井市场，那是一条曲曲折折的路，上坡又下坡，好几次似乎走到了农村，路边是一堆堆无人处理的垃圾。我想象他们抱着大白菜，走在小城阴沉沉的冬天里的样子，那棵白菜大概会闪光。但我也担心那棵菜的命运，小城这样潮湿，它可能很快就烂了心，一棵北方的大白菜不会喜欢南方的冬天。
公园早就被手拿免费票的人民占领，每个灯组都不可能真正看清，一路都在扯着嗓子喊人。进门之前已经说好要是走散，就在山上九龙壁灯组那里等，但是九龙壁也不容易挤进去，隔着五十米就算进入了中心地带。湖里有八仙过海和琼楼仙境，我奋力挤了很久才看到何仙姑的蓝色纱裙，然后发现她还是远远望过去比较美。头顶上有人在高空拉起来的钢丝上骑自行车，做出一些我们其实看不太清楚的惊险动作，他是这个拥挤世界里唯一从容的人，即使脚下只有一根细细的钢丝。
上高中以后，同学里开始出现那些神秘的三线子弟，因为他们厂里的子弟学校只开到初中，就像那些倔强着想自己流到海里的小溪，最后还是迫于形势或者说高考政策，不情不愿地跟我们这些说着方言的主流汇合。我疑心他们其实也会说小城话，但不怎么肯说。北京人说着北京话，每个尾音都拖得老长，我们想笑又不敢笑，毕竟把氯气读成“录气”一定是我们的错。上海人和上海人说着上海话，软软糯糯的每句话都似乎在表白。上海人和我们说话的时候就说普通话，很容易带出“的呢”的后缀，连询问立体几何到底怎么添加辅助线都像在撒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