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
釜溪公园1930年开园，没多久就有了一家餐厅“好园”，小城里的盐商出了名的殷实阔绰，他们支持从南京回来的名厨王锡之、王刚全父子开了这家小城的高级饭馆，开在湖水中间的水阁里，菜单上有火腿蛋黄面包果酱，鱼却还是只有豆瓣和脆皮两种做法。现在我们只在过年的时候才会吃到脆皮鱼，一斤半的鲤鱼裹上厚厚的芡粉炸出来，直愣愣地摆在盘子里，讲究的人会用白萝卜胡萝卜雕上两朵花，撒在汁上的芹菜末是接近于白的绿色。城里很少会吃到放糖的鱼，所以总是放得尤其甜，人人都疑惑到底是不是真的应该如此，但一年也就只有一条这样甜蜜到齁住喉咙的鱼，它最后总归能被吃成一个嶙峋的骨架，陪伴着被汁水弄脏了的萝卜花。
婚姻登记处里狭小黑暗，我和打扮端庄的民政局副局长互相打量了五分钟，才认出来我们是中学同学，不仅是同学，还曾是一个小圈子里的好朋友。那个小圈子有四个人，去了天南地北的大学，又留在天南地北的城市工作：我先在广州待了三年又去了北京。有个姑娘在成都读完本科去重庆读研究生，后来一直在深圳移动做法律顾问，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10年，我去深圳出差，她带着当时的男朋友来请我吃台湾菜，后来她一个人送我到宾馆，我们在一家很破的如家快捷酒店里聊了一个小时，女人们聚在一起也就是聊各自的男友。后来我们都和当时的男友分了手，我很快结了婚，她依然一次次忙着相亲，再后来，我们很少有联系。另外一个姑娘倒是一直在北京，在北大读完研究生后当了法官，我们一东一西地住着，中间隔了一条那样长的长安街，并没有时常见面。我们四个人很久没有在小城里会合过，因为离开的三个人都神出鬼没地回家，我并不知道我们中的一个成为了民政局副局长。
釜溪河可能曾经是一条真正清澈流动的小河，但我第一次见到时，它就已经暗淡肮脏，水面上浮动着卫生纸和矿泉水瓶，生活污水从上游直接排进来，不知道哪家人倒进去一双坏掉的红色拖鞋，一直漂到市中心。即便这样，釜溪河还是跟所有类似城市的类似河流一样，被人硬生生编造了“自流古井”、“河府人家”、“盐道遗风”、“龙池唤鱼”、“水涯晓渡”、“釜溪牧歌”这样空洞乏味的景点名称，其实每个景点前都只是一模一样的茶坊，卖三块钱一杯的毛峰，不喝茶的人叫同样三块一杯的菊花茶，特别讲究的人要提醒不加冰糖，或者把红枣剔出来。没有人喝过二十块钱一杯的顶级花毛峰，我疑心那不过是一个传说，只在塑料覆膜的菜单上出现。天气稍微放晴时，大家吃过午饭就急急忙忙赶过去打牌，都想占到河边的位置，虽然水面上一股隐约的臭气萦绕不断，一层层瓜子壳花生壳要很长时间才会渐渐沉下去。
办完证后我问她“最近怎么样”，没有比这更空洞的关切了，但我的确搜寻不到另外一个勉强可以一来一往的话题，还好回答同样空洞：她结了婚，老公也是公务员，他们在汇东一个新小区里买了带电梯的公寓（在小城里，电梯公寓意味着生活上了某种档次），她生了儿子，儿子很乖，但是带起来很累。五分钟就讲完了我们中间横隔的这些时间，但我们更多的是被城市的缝隙横隔着。
城市边缘倒是住着一些三峡水库的移民，在光秃秃的石头山上凭空生长出几十栋楼房作为安置房，外墙面镶着白色瓷砖，从公交车上远远看上去很像特别高的公共厕所。从来没有人和这些移民打过交道，他们去哪里买菜，他们清明怎样上坟，他们是不是只和楼里的人打麻将斗地主？关于他们的一切都是含混不清又无人关心的谜语。更没法跟小城里的人讨论移民是不是公平，这些话语在任何场合都不适合提起，都是一个空惹人嘲讽的笑话。何况“国家”不是给他们每家分了一套新房子吗？他们以前的房子肯定烂朽朽的吧，肯定不是楼房吧。还有，据说有些能闹的人不是还能拿到十几万吗？狗日的就晓得闹事。麻将馆里坐满忧心忡忡的人，一边做着“清一色”，一边忧心“国家”真的被狗日的揩了什么油水。
我长到六岁，麻将已经打得很熟练，虽然摸对面的牌手还是不够长，有时候放了三番要哭一场。我才去过几次人民公园，它就又变成了彩灯公园，因为之后每年的灯会都要开在里面，最开始四年一届，后来两年一届，最后年年都开。小城一直用的是内江白马电厂的电，开灯会的时候整个城市轮番有节奏地停电，通常一大早开始停，下午五六点又来了，还是能伪装出灯火通明的城市夜景。但是在漫长的白天里，看不到电视打不了麻将又没有电热毯睡午觉的中年妇女们，只能聚集在小区花园里聊天，所有的八卦都被反复说过了，整个小区里都没有新的人被捉奸在床，最后只能沉默地看着小区里的几株腊梅刚刚开出黄色喷香的小花，可能每个人都在默默衡量能不能折回家去插瓶。
他们家大概有点钱，在他高考前就先在上海买好了房子，早早就撤了回去。他成绩很好，考进了同济大学化学系，一开始给我写过两封信，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因为他没有理由再回到这座小城。我觉得他们就像那些粗制滥造的《红楼梦》续本，前面是漫长乏味的五百页铺垫，但最后好歹看起来有一个庸俗的好结局。
我爷爷一直记得他有一张白板打错了，输掉一个水份很足的翡翠镯子。妈妈生我之前忍着腹痛和奶奶打完了最后四圈，做了好几个暗七对都没有成功，这才被送去人民的妇幼保健院。她很快回到了牌桌上，爷爷奶奶的老屋里有一副麻将从来没有收起来过，大人们都在打牌的时候，拿一根绳子把两三岁的我拴在桌脚。我像小动物一样被困在方圆两米、头顶是哗啦啦的另外一个世界。又过了两年，我爬上牌桌，学会了进入这个世界，四个孩子凑成一桌，最大的也才十二三岁。刚开始十二张牌也能和，大人们偶尔经过，兴趣盎然地在边上做技术指导——这张幺鸡不能打！
这篇文章第一次出现在我的书《小城故事》里，出版后他在博客上给我留言，他认出了自己在书里的样子。那些我以为已经忘记的细节突然又来找到我，比如隐隐约约中，我知道他和我们另外一个同学谈过一段莫名开始又莫名结束的恋爱，除此之外，他和很多人一样，不过是在我的世界里失散了，就像我在别人的世界里同样也消失得如此彻底。有时候想起他给我写过的那两封信，却怎么努力也回想不起哪怕一个小小的句子。记忆属于更远的地方，比如十五六岁的时候，我不爱睡午觉，总是早早到学校去，他中午在学校吃饭，我们不同班，我却总去找他说说话，他给我讲两道我不见得做不出来的化学题，我给他说我正在写什么小说看什么电视剧。再比如有一年我生日，他送过来好大一束红色玫瑰，我拿着那束花翻来覆去地想：这得多少钱啊，他妈知道了会不会揍他啊？
又过了九年，它开始被冠以“人民”的头衔。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家一起被人民占领，人民公园、人民路、人民餐厅。人民偷偷地在这些头衔下搓麻将，开始还一直打复杂的四十和，东西南北风红中白板都在，番数不够就不能和牌。后来小城的麻将和生活一起走向迫切焦急，先是把大字去掉，后来连万字都消失了。三个人打两方牌，五分钟就是一盘，自动麻将桌里的两副牌轮番运转，洗好的那副带着一种奇迹感冉冉升起。有时候和牌太快，刚下去的那副还没有洗好，三个人就这样茫然等着，连讨论上一盘的兴趣都快要失去，不像以前，摸来摸去都不能听牌。
把我们说成流亡似乎又像是矫情，好像亏待了如此沉重的词语，小城里有那么多真正配得上这个词的人。我们几乎要忘记，五姨妈在下岗后还去过一次山西，坐了二十几个小时的火车硬座，因为男人的村里有亲戚从山西回来，说那里有矿，能找到钱，两个在小城里完全找不到钱的中年人就跟着包工头去了。两三个月打过几次语焉不详的电话回来，后来我们汇了点钱过去，有钱买票人也就回来了，中间的故事还是语焉不详，只断断续续听她在牌桌和饭桌上漏出来两句，比如指甲里的煤渣怎么都洗不干净，比如睡觉的床其实就铺在地上，非常乏味的讲述，出去打工的人难道不是个个如此？
小城的这座公园最早叫“釜溪公园”，因为不远的地方流着釜溪河。这是沱江的一条支流，并不是所有四川小城都可以和长江扯上那样直接的联系，这座城市里很多人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长江江面，所有关于水的想象不过是来自这条窄窄的釜溪河。
有个叫郑小琼的南充姑娘在东莞打工，五年中没有人叫过她的名字，因为她是“喂，245”，她像千与千寻一样在寻找自己的名字，只是她的方式是写诗，在下班后疲惫不堪的夜晚，趴在八人宿舍的钢架床上写，一直写到拿了人民文学奖，所有诗都是关于机器、铁、钉、流水线和出租屋：“……黑色的锁，金黄色的方便面、碗、盆，一截清洗干净的葱——这生活仅剩下的绿意。”五姨妈不会写诗，她只会说：指甲黑了好久才白回来。但五姨妈到底讲得不多，我想她并不喜欢在本来就不顺畅的人生中，插播进这个更加不顺畅的故事，她不希望自己被印上“下岗工人”的印章这么多年，现在还要因为这三个月印上另外一个印章——民工。
二
写书的时候我当然也想起他，去搜了搜他那个很难撞车的名字，然后找到一篇名为“比阿培南的合成研究”的论文。我甚至找到了他在论文上的签名，看着那个极其熟悉的签名方式，最后一划绕出一个优美的弧形。在纽约的下午，我突然一个人笑出声来，好像隔着论文中那些我丝毫不能理解的苯环套苯环，我终于接上了我并没有想断开却不知道如何续起的过去，因为我们都离开了小城，人生再无可能真正相聚。
釜溪公园在1941年短暂地改名为慧生公园。谢慧生是四川同盟会富顺分部长，保路运动之后在蜀军政府里出任总务处长。他一生辉煌的顶点大概是孙中山曾经把“孙文”的印章交给他，又发电文说：“委任谢慧生为全权代表，执行中国国民党党务事宜。总理孙文。”但是后来他反孙又反共，1939年寂寞地死在这座小城，死之前好几年就已经半身不遂。没有人知道他，唯一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发在《自贡日报》上，一千字把他定了性。在机关事业单位上班的人就着早上现泡的竹叶青读了，那张报纸中午被一荤两素六块五的盒饭压在下面，最后浸透了油污被扔进垃圾桶。来来往往的人站在公园的柳树下歇凉，吃一个鸡蛋糕，剥开一个青柑子，又拿出保温杯喝茶，这座公园曾经的名字像蛋糕碎屑一样，漂进已经满是各种碎屑的湖里。
同样是离开小城，有些人是结束流亡，有些人是开始流亡。我的中学同学们散落在各种大小不一的城市里，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芝加哥、巴黎，最起码也是在成都和重庆，留在小城的没有超过百分之十，好像留在那儿意味着某种预设前提的失败。
1939年好园被日本人炸了，饭店又重开到了正街上的十字路口，改名为“盐城餐厅”，还是卖一样的菜——牛肚梗、干煸鱿鱼丝、水煮牛肉。五十年代当然改为了国营，整齐划一的城市历史不过在这一盘盘整齐划一的回锅肉里，每一盘都成功地爆出了灯盏窝儿，卷起来的边微微焦黄，就像被过于草率粗暴地翻过去的这些时间。
我领结婚证那天因为户口问题遇到一点小麻烦，辗转几个朋友找到民政局副局长帮忙，这是生活在小城最让人慰藉的部分，任何事情辗转几个人后总能找到几个人，外公的主治医师可能小时候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小镇，我前前男友的妈妈是医院副书记，姐姐和儿子的班主任多聊两句，发现班主任的老公曾经是我爸的学生，连被狗咬了之后去打狂犬疫苗，防疫站站长都是多少年前的老熟人。不像我们身在北京，生活了这么些年，缴过这么多税，谁跟我们都没有太大关系。离开小城太久，让我觉得“关系”这个词其实带着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