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
城市边缘倒是住着一些三峡水库的移民，在光秃秃的石头山上凭空生长出几十栋楼房作为安置房，外墙面镶着白色瓷砖，从公交车上远远看上去很像特别高的公共厕所。从来没有人和这些移民打过交道，他们去哪里买菜，他们清明怎样上坟，他们是不是只和楼里的人打麻将斗地主？关于他们的一切都是含混不清又无人关心的谜语。更没法跟小城里的人讨论移民是不是公平，这些话语在任何场合都不适合提起，都是一个空惹人嘲讽的笑话。何况“国家”不是给他们每家分了一套新房子吗？他们以前的房子肯定烂朽朽的吧，肯定不是楼房吧。还有，据说有些能闹的人不是还能拿到十几万吗？狗日的就晓得闹事。麻将馆里坐满忧心忡忡的人，一边做着“清一色”，一边忧心“国家”真的被狗日的揩了什么油水。
釜溪河可能曾经是一条真正清澈流动的小河，但我第一次见到时，它就已经暗淡肮脏，水面上浮动着卫生纸和矿泉水瓶，生活污水从上游直接排进来，不知道哪家人倒进去一双坏掉的红色拖鞋，一直漂到市中心。即便这样，釜溪河还是跟所有类似城市的类似河流一样，被人硬生生编造了“自流古井”、“河府人家”、“盐道遗风”、“龙池唤鱼”、“水涯晓渡”、“釜溪牧歌”这样空洞乏味的景点名称，其实每个景点前都只是一模一样的茶坊，卖三块钱一杯的毛峰，不喝茶的人叫同样三块一杯的菊花茶，特别讲究的人要提醒不加冰糖，或者把红枣剔出来。没有人喝过二十块钱一杯的顶级花毛峰，我疑心那不过是一个传说，只在塑料覆膜的菜单上出现。天气稍微放晴时，大家吃过午饭就急急忙忙赶过去打牌，都想占到河边的位置，虽然水面上一股隐约的臭气萦绕不断，一层层瓜子壳花生壳要很长时间才会渐渐沉下去。
釜溪公园1930年开园，没多久就有了一家餐厅“好园”，小城里的盐商出了名的殷实阔绰，他们支持从南京回来的名厨王锡之、王刚全父子开了这家小城的高级饭馆，开在湖水中间的水阁里，菜单上有火腿蛋黄面包果酱，鱼却还是只有豆瓣和脆皮两种做法。现在我们只在过年的时候才会吃到脆皮鱼，一斤半的鲤鱼裹上厚厚的芡粉炸出来，直愣愣地摆在盘子里，讲究的人会用白萝卜胡萝卜雕上两朵花，撒在汁上的芹菜末是接近于白的绿色。城里很少会吃到放糖的鱼，所以总是放得尤其甜，人人都疑惑到底是不是真的应该如此，但一年也就只有一条这样甜蜜到齁住喉咙的鱼，它最后总归能被吃成一个嶙峋的骨架，陪伴着被汁水弄脏了的萝卜花。
1939年好园被日本人炸了，饭店又重开到了正街上的十字路口，改名为“盐城餐厅”，还是卖一样的菜——牛肚梗、干煸鱿鱼丝、水煮牛肉。五十年代当然改为了国营，整齐划一的城市历史不过在这一盘盘整齐划一的回锅肉里，每一盘都成功地爆出了灯盏窝儿，卷起来的边微微焦黄，就像被过于草率粗暴地翻过去的这些时间。
釜溪公园在1941年短暂地改名为慧生公园。谢慧生是四川同盟会富顺分部长，保路运动之后在蜀军政府里出任总务处长。他一生辉煌的顶点大概是孙中山曾经把“孙文”的印章交给他，又发电文说：“委任谢慧生为全权代表，执行中国国民党党务事宜。总理孙文。”但是后来他反孙又反共，1939年寂寞地死在这座小城，死之前好几年就已经半身不遂。没有人知道他，唯一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发在《自贡日报》上，一千字把他定了性。在机关事业单位上班的人就着早上现泡的竹叶青读了，那张报纸中午被一荤两素六块五的盒饭压在下面，最后浸透了油污被扔进垃圾桶。来来往往的人站在公园的柳树下歇凉，吃一个鸡蛋糕，剥开一个青柑子，又拿出保温杯喝茶，这座公园曾经的名字像蛋糕碎屑一样，漂进已经满是各种碎屑的湖里。
小城
撰文 李静睿
我试图讲出那些不可安慰的故事，但这不过是一个太容易被虚妄安慰的小城，就像一圈一直输一直输的麻将，它总能想象着自己会有转手和一个三番的时候，却不知道牌局已经走向终点。那些输出去的筹码，早已被时间兑换为现金，永远不可翻盘。
一
每个小城里你都能找到这样一座公园，无一例外。公园里有一个漂着密密水浮莲的小湖，所谓的码头上系着几艘从来没有人划过的木船，鲜黄色鸭子形状的电动船慢吞吞开在湖中央。岸边柳树的确有枝条像诗里那样垂下来，叶子上却落满灰尘，只有在3月底，新生的柳叶缓慢舒展开，万物好像都还能重新开始。
又过了九年，它开始被冠以“人民”的头衔。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家一起被人民占领，人民公园、人民路、人民餐厅。人民偷偷地在这些头衔下搓麻将，开始还一直打复杂的四十和，东西南北风红中白板都在，番数不够就不能和牌。后来小城的麻将和生活一起走向迫切焦急，先是把大字去掉，后来连万字都消失了。三个人打两方牌，五分钟就是一盘，自动麻将桌里的两副牌轮番运转，洗好的那副带着一种奇迹感冉冉升起。有时候和牌太快，刚下去的那副还没有洗好，三个人就这样茫然等着，连讨论上一盘的兴趣都快要失去，不像以前，摸来摸去都不能听牌。
我爷爷一直记得他有一张白板打错了，输掉一个水份很足的翡翠镯子。妈妈生我之前忍着腹痛和奶奶打完了最后四圈，做了好几个暗七对都没有成功，这才被送去人民的妇幼保健院。她很快回到了牌桌上，爷爷奶奶的老屋里有一副麻将从来没有收起来过，大人们都在打牌的时候，拿一根绳子把两三岁的我拴在桌脚。我像小动物一样被困在方圆两米、头顶是哗啦啦的另外一个世界。又过了两年，我爬上牌桌，学会了进入这个世界，四个孩子凑成一桌，最大的也才十二三岁。刚开始十二张牌也能和，大人们偶尔经过，兴趣盎然地在边上做技术指导——这张幺鸡不能打！
我长到六岁，麻将已经打得很熟练，虽然摸对面的牌手还是不够长，有时候放了三番要哭一场。我才去过几次人民公园，它就又变成了彩灯公园，因为之后每年的灯会都要开在里面，最开始四年一届，后来两年一届，最后年年都开。小城一直用的是内江白马电厂的电，开灯会的时候整个城市轮番有节奏地停电，通常一大早开始停，下午五六点又来了，还是能伪装出灯火通明的城市夜景。但是在漫长的白天里，看不到电视打不了麻将又没有电热毯睡午觉的中年妇女们，只能聚集在小区花园里聊天，所有的八卦都被反复说过了，整个小区里都没有新的人被捉奸在床，最后只能沉默地看着小区里的几株腊梅刚刚开出黄色喷香的小花，可能每个人都在默默衡量能不能折回家去插瓶。
2008年冰雪灾害的时候，广州的《南方都市报》有篇报道叫“四川自贡停居民电举办灯会遭质疑”。自贡没什么人知道这份报纸，但新浪新闻放在首页上一天也就传到了成都，据说不知名的部门有不知名的领导批评下来，自贡市委的宣传部副部长急得赶到广州去，那个时候已经是腊月二十七。副部长我认识，小时候我们住在同一栋红砖楼里，每层楼四户人共用一个不能冲水的厕所。当然他很快就搬出去了，最早在小城里拥有一套带独立卫生间的房子，家里不用放尿桶，洗澡不需要烧一大锅水。一直到读了大学，我才摆脱那个关于尿桶的噩梦。副部长有一个和他几乎长得一模一样的儿子，白净端庄，可以想象一直要从大队长做到团支书再做到学生会主席，最后进入某个政府机关，被定格为“领导”这个词。只是我难以想象“领导”曾经跟我们一样住在那栋破旧的小楼里，不远处就是恶臭的公共厕所，院子里有一个巨大的潲水缸，收潲水的人迟迟不来，人人都不敢出门。
破败而花哨的儿童游乐园，秋千上只有一块狭窄的木板，胆大的孩子可以一直把自己荡到树上去，没有电视里和王菲的歌中才出现的旋转木马，转盘上有一圈墨绿色铁椅子，坐久了会沾上掉下的铁漆。转盘有时候转得太快，有人哇地吐出来，秽物很久才有人来清除，味道许久不散，孩子们还是勇敢地排长队等着坐上去，那个空掉的座位像一颗缺掉的牙。
后山有一个动物园，所有动物都极为勉强地活着。小猴子试图从铁栅栏里伸出弯曲的小爪子，一把攥住我手上的锅盔夹凉皮。我逗了一会儿，扔进去一块浸满红油海椒的面筋，它龇牙咧嘴吃了，又眼巴巴看着下一个人手上的凉拌洋芋条。这里的猴子待久了，个个都能吃辣椒，我想象他们要是去火锅店，底锅可以叫上一盆重辣，然后会用爪子捞鹅肠，一爪切开三斤半的花鲢鱼头。
这样的记忆可以无穷无尽排列下去，但所有记忆都只是平庸无奇。这本就是一个平庸的小城，我的记忆是一张还原度太高的照片，不管用什么滤镜都改变不了它的粗糙质感。那些丑陋的楼房，污脏的河水，一碗碗凉面中焦黄发黑的牙齿，热切又无望地期待发财的人们热热闹闹地挤在照片里，这就是我的家乡。
二
小城的这座公园最早叫“釜溪公园”，因为不远的地方流着釜溪河。这是沱江的一条支流，并不是所有四川小城都可以和长江扯上那样直接的联系，这座城市里很多人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长江江面，所有关于水的想象不过是来自这条窄窄的釜溪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