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
那一轮下岗浪潮当然也把小城里的三线企业覆盖了。三线企业职工是小城里一个奇妙的存在，虽然小城本地人并不能说清楚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能糊糊涂涂概括成：那些北京人，那些上海人。即使迁来小城超过四十年，三线企业里的工人们依然被如此定义：那些上海人，那些北京人。不能说小城排外，他们自己也喜欢这样的生疏感，他们并不想进入我们，不想被称为，那些自贡人。
好几年前我还在广州工作，和当时的男朋友去看王小帅的电影《青红》。开场前我们远远看到高圆圆，穿着一条非常简单的白色短裙，脚上是一双匡威，男朋友发了一会儿呆，说：“你看高圆圆的小腿。”王小帅站在高圆圆边上，显得就是一个可悲的胖子。我记得王胖子在开映之前大手一挥说：“青红是个悲剧，很有力量。”看完这部和三线建设有关的电影后我想，悲剧我看到了，但是力量在哪里？好像急着告诉大家这是一个悲剧这是一个悲剧的时候，它就只留下了软弱的抒情。
1964年8月2号，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和越南海军鱼雷舰打了一仗，波及了中国南部沿海。过了半个月，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帝国主义要发动侵略战争啦，我们要赶紧备战啊，赶紧把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的企业迁到内地去啊。他当然永远是一言九鼎一呼万应，所以自贡就有了第一个三线企业：高压阀门厂试点，后来名单飞速地越拉越长，硬质合金厂、可锻铸铁厂、东方锅炉厂、拉丝制钉厂、油毡厂……那个时候说服一个北京人迁到自贡的平均时间是六分钟，然后第二天打包，第三天走人，戴着小红花坐几十个小时的火车来到小城。有着漂亮小腿的青红坐在他们中间，连炊事员都跟着来了，好像将要到达的这个小城蒸不出一屉合格的包子。不过，一直到现在都有人说，三线厂里的面食就是做得好。在小城的冬天里，他们中有人为了买几棵大白菜，从贡井一直步行走到自流井的源渊井市场，那是一条曲曲折折的路，上坡又下坡，好几次似乎走到了农村，路边是一堆堆无人处理的垃圾。我想象他们抱着大白菜，走在小城阴沉沉的冬天里的样子，那棵白菜大概会闪光。但我也担心那棵菜的命运，小城这样潮湿，它可能很快就烂了心，一棵北方的大白菜不会喜欢南方的冬天。
上高中以后，同学里开始出现那些神秘的三线子弟，因为他们厂里的子弟学校只开到初中，就像那些倔强着想自己流到海里的小溪，最后还是迫于形势或者说高考政策，不情不愿地跟我们这些说着方言的主流汇合。我疑心他们其实也会说小城话，但不怎么肯说。北京人说着北京话，每个尾音都拖得老长，我们想笑又不敢笑，毕竟把氯气读成“录气”一定是我们的错。上海人和上海人说着上海话，软软糯糯的每句话都似乎在表白。上海人和我们说话的时候就说普通话，很容易带出“的呢”的后缀，连询问立体几何到底怎么添加辅助线都像在撒娇。
到了高三，我们都焦虑着选择志向，在城市和城市之间犹豫不决，连打算留在四川的人都要为去成都还是重庆纠结。我的志愿甚至只填了三所：南京大学、武汉大学、重庆大学，因为我一心要去一个有长江的城市。但“青红”们的未来显得极为目的明确：北京人要回北京去，上海人要回上海去，大学没有城市重要，什么都没有回家重要。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回家，北京上海也没有房子，难道真的跟爷爷奶奶或者舅舅姑妈挤在亭子间里吗？
今年夏天回家，我们去了一次燊海井，一人花二十块钱买了门票。下着小雨，天色微暗，新买的莱卡相机把一切拍成了昏黄色。那口井上的杉木架子一直升到天上去，用天然气熬盐的圆锅有腾腾的热气，两个熬盐工人穿着汗衫短裤拖鞋坐在藤椅上刷手机，一人手边有一个茶缸子。我有点欣慰，因为他们是没有下岗的盐厂工人。
“安置”这个词小城人是不用的，我们都用“买断”，“安置”好像还暗示着一个希望，“买断”不过是一个价格。盐厂职工的统一“买断”价大家都能背出来：13950块。拿了这笔钱意味着你正式同意官方抹去你的一切，职位、工龄以及未来。五姨妈来找亲戚们商量，到底要不要买断呢？没下岗的时候她的工资也没有超过二百块，把六年的工资一次性拿到手里好像也是一种难得的安全感。但姐姐妹妹都劝她不拿，因为姐姐妹妹们也都下了岗，同仇敌忾让彼此都放心，于是大家都不拿，都不肯“买断”。
隔三差五的有人组织下岗工人们去区政府前面静坐，大家都闲得发慌，也都嘻嘻哈哈地去了，女人们坐在政府门口打毛线，有人带去自己炒的南瓜子，走的时候一地都是沾满口水的瓜子壳。南瓜子不好剥出肉来，大都是嚼碎了又吐出来，一片狼藉的残渣。没人真的以为这种静坐能有什么用，但大家都才四十岁上下，日子那么长，总要有个盼头把这无穷无尽的时间打发掉。最后大部分的人还是买断了，因为只有紧紧握在手里的东西才让人放心。贡井盐厂破产后“安置”了六千多人，他们拿着这13950块钱，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可能做了点小生意，也可能打各种各样的工，大家都“帮私人老板”去了，因为国家这个老板是帮不到了。
十几年没有一分钱工资收入，谁也说不清日子是怎么过来的，反正也都过来了，过年还是盆盆盏盏一桌子菜，腊肉香肠还是几十斤几十斤地做好了挂在屋子里。也都打麻将，只是从十块钱三张的底变成打一块钱以及三番封顶，几十块钱的输赢在同一个圈子里兜兜转转，最后大家都是总平手，只是把日子成功地混过去了。五姨妈下岗后没多久就离了婚，一个人在镇上租了间平房。小时候我以少女的浪漫主义喜欢那间房子，因为门前有几株夹竹桃，院子里还有矮矮的石桌石凳，清明上完坟我们聚在那里吃蒿草做成的粑，馅儿是豆腐冬笋肉丁。但我不知道那里一到下雨就得满屋子摆上脸盆接水，最近的一个公共厕所也要走七八分钟，还经常停电，她连蜡烛都不舍得点，七点就上床睡觉。
后来我们买了新房，把旧房子腾给她住，就是以前和宣传部副部长同一栋楼里的那套。她终于搬回了城里，在多次相亲后又找了个男人，是在城里“帮私人老板”的农村人。他们一直没有领证，一起搬进了我们那套三十平方米的一室一厅，把阳台和客厅打通之后，房子倒也显得敞亮，只是还是不怎么敢开门，因为化粪池总是外溢，几天都没有工人来修。小城里不领证的多得很，谁也没有不把他们当夫妻，只是互相叫上老公老婆跟一瞬间拆伙一样轻易。大表哥三十岁前就离了好几次婚，具体几次不详，因为后来大家都不问了，这件事发生得过于频繁，导致每个人都失去了好奇心。
高三的时候有个同学回上海去高考，她家里不知道用了怎样复杂的手段，把她的户口迁了回去，她要暂时住在亲戚家几个月，然后高考，然后读大学一直到毕业，然后找工作，然后才是等父母退休后回到上海，把全家人的钱凑到一起来买房子，一条漫长的路，但他们有着惊人的耐心，等了快四十年的人没有在乎这多出来的十年。
她走之前全班去桫椤谷玩了一天送她，那是个胖乎乎戴眼镜的小姑娘，我们在山谷里烧烤，在水边打一毛钱底的麻将，最后大家都真真假假地哭了，送她几样桥头精品店里买的礼物，似乎是一个音乐盒，还有一个笔记本，一人凑了二十几块钱，这在当时是我半个月的零花钱。后来我完全不知道她的消息，只有毕业后几次看到上海房价的新闻时想到她，默默为她担心。郊区都涨到了两万一平方米，她买得起房子吗？不过他们可以住得远一点，再远一点，只要是在上海，反正无论如何远不过小城。很多年后我在中学同学的微信群里重新遇到她，朋友圈里她总是发一些吃吃喝喝的照片。她现在戴隐形眼镜，以前的圆脸依然圆，但固执地瘦出一个尖下巴，像每个上海女孩那样化妆，眉毛拔得很细，我偶尔去点个赞，更多时候，我觉得自己并不认识她。
“他们”中的有一个喜欢过我，总是塞给我他奶奶做的上海粽子，一个大概有半斤，里面有一块硕大的五花肉，肥肉部分融化开，浸透了每一颗米。这种粽子我每吃一个就要腻上大半天，但我还是想吃，因为都说那是上海人吃的。有时候我会去他家玩，他家住在空压厂的宿舍里，是当时看起来很气派的两室一厅。他的房间里有各种各样的《红楼梦》续本，我一本本借回去，每一本最后都是宝玉和黛玉结了婚。读一本接近五百页的书，就是为了看一个这样庸俗的好结局。
他们家大概有点钱，在他高考前就先在上海买好了房子，早早就撤了回去。他成绩很好，考进了同济大学化学系，一开始给我写过两封信，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因为他没有理由再回到这座小城。我觉得他们就像那些粗制滥造的《红楼梦》续本，前面是漫长乏味的五百页铺垫，但最后好歹看起来有一个庸俗的好结局。
五姨妈和那个男人卖过一段时间各种蔬菜，每天早上四点起床去市场上“打菜”，打回来后两个姐姐帮她剥毛豆，剥好的毛豆一斤可以卖三块钱，剥到长长的指甲全部断开，生意好的时候她一天能挣到十几块钱，要是一天挣不到十块钱，她就要开始抹泪，精神压力太大。后来不卖菜了，她开始去饭店里洗碗，洗了几天又回来了，吃不了那个苦，一天要站十几个小时，她毕竟是家里的幺女，小时候受过饿，但是没有受过累。
2005年过后，这一批下岗职工大都开始领养老金，都是补缴了一两万块的养老保险，然后每个月能在卡上查到钱了。一开始每个月发六七百，远远超过他们最后一次拿到的工资，他们终于从下岗工人变成退休工人。这是一个对比之下更让人骄傲的身份，要是家里双方都是退休工人，孩子找对象都会稍微容易一点，因为都知道他们能养活自己，这叫“没有负担”。
五姨妈本来年龄没有到，但是跟大家一样，托人做了些假材料，说她以前在盐厂是熬盐工，这是特繁工种，能提前五年退休。她总算成为家里最后一个拿到退休工资的下岗工人，重新开始大声说话。至于那次作假，过了两年，我们听说劳动局退休管理科的科长被抓了，判了六年。无论如何，我赞许她在失去一切后终于占了一次国家的便宜，就像走在路上被人抢了包，她奋力追啊追啊，总算把包里的一个鸡蛋糕抢回来了。
去年我回家，她把那套曾经属于我们的房子重新装修了，阳台那里开了个后门，用白瓷砖铺成两级台阶，台阶旁有同样镶嵌着白瓷砖的水泥桌子、水泥凳子，她想得周全，以后来了客人可以坐在这里斗地主。吃过晚饭后，我们坐在台阶上聊天，晚风吹过邻居种的丝瓜与四季豆，又吹过一屋子曾经的下岗工人、现在的退休工人，大家都觉得凉快，大家都熬出了头，人人都抢回了属于自己的那个鸡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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