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花莲听杨牧的课

他点点头，说抄写是一个好方法，我在美国教《诗经》，有的美国学生一个学期下来，就抄写了整本《诗经》。

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无望兮。

我说，大概也比较利于记诵。

我心里想，我觉得是的，但我仍然喜爱这首诗，它让我晕眩和喜悦。

杨牧问：“林怀民，云门舞集，你们知道吗？”1962年，杨牧赴爱荷华大学读写作班，白先勇、余光中、叶维廉、陈若曦、王文兴、林怀民都先后到达，保罗·安格尔和聂华苓传奇的爱情也刚刚开始。台湾文坛璀璨的星空，年轻的人们发展各自的性情，“有一次一群人走着走着，林怀民冲到一根电线杆前面，绕了一圈。”杨牧干笑着。他是数学家一样的诗人，喜欢喝一点酒，但不过量，写诗时则一定不喝，理性、内敛，情感变化再三检视，表达时几度徘徊。《陈风·宛丘》中手持羽毛无论冬夏的舞者，让他想起林怀民的激情率性，他陌生的反面。

当代读者无法逃离这样的矛盾。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认为，意识形态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毁了文学。学者们拆解、重构，运用理论话语，唯独忘记了美。布鲁姆的提醒是有益的，但是文学作为人心、社会的镜与灯，又不能忽视其中的偏见。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为叶芝对诗人工作的描述深深赞叹，但是作为女性，我随即直面男性的眼光，意识到自己的性别，愕然不已。

在《诗经》中，这并不是一首有名的诗。有人解为讽刺诗，有人解为情诗，但都牵强。杨牧想象，这是一个舞台，有人击鼓，有人击缶，另有一人无论冬夏，手持缤纷的羽毛跳舞。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陈国在地理位置上邻近楚国，同样巫风盛行，举国痴迷歌舞。也许，这就是一个迷狂的舞者。

选修的同学最后留下了十个，有人本科读英文，有人来自马来西亚，但多半仍是中文系出身，杨牧说，你们读英文诗不会输给那些美国人、英国人、苏格兰人，因为你们已经读了这么多中国文学。美国记者何伟在涪陵教书时，有同样的评论。中国实在是个诗的国度，华人诵诗的传统，对诗的修养，是无愧于任何文明的。

亚当和夏娃被贬出伊甸园后，上帝惩罚夏娃生育之苦，亚当则要终身劳作。叶芝在这首诗里写道，诗人如同工匠一般，来回拆补，将上乘的音质呈现，花费了好几个小时，却要让人读起来像神灵附体偶得佳句。杨牧反复讲解，到下面几句，突然抬起头，有些困惑：“我听有的学者说叶芝是大男子主义者，因为他这里说维持美貌是女性的职责，是不是呢？我觉得好像不是。你们觉得呢？”

杨牧问：“为什么呢？”

“我觉得应该不是，他应该是一种赞美。”同学A说。

有三两个人举手。

“我也觉得不是。”同学B说。

——《诗经·陈风·宛丘》

在课外，杨牧安排每个同学半个小时的面谈时间，以弥补他出外旅行缺的课时。“半个小时就好了，不要让我太累。”他记下每个人的时间，一边抬头叮咛我们。那天下午，杨牧准时出现在办公室，隔着一张书桌，我们散漫地聊着，和上课时一样，口头表达不是他所擅长的，只泛泛地讲道，二十年前，他曾到过中国大陆，也认得我母校的老学者们。我记得，他写过一篇文章《北方》，在北方的平原上，他想起自己的老师陈世骧，就来自这里。同行的外省诗人，如郑愁予，免不了经历亲人重逢、情绪起伏的场面，杨牧却感觉淡漠，他觉得这里的山水文化破坏得厉害，不是书中的中国，学者的不能自由发言，也令他失望。

坎其击缶，宛丘之道。无冬无夏，值其鹭枌。

这些他都没有讲，只温和又浅浅地，问我是否读过《一首诗的完成》。我说读过。这是他写给年轻诗人的十八封信，我记得书中一个细节，是杨牧年轻时第一次读李商隐，一边读一边抄写，从午后直到深夜离开，觉得繁星虽美，古典诗歌更美。

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

年轻的白先勇以《台北人》出名，后来难有佳作，晚年找到了另一项志业：推广昆曲。在美国时，他就常随一些怀念中国的老先生唱昆曲，白先勇特别兴奋，杨牧说起来却皱眉：“我始终不大喜欢。你们有人喜欢昆曲吗？”

我忍不住举手：“我觉得是。诗人认为维持美貌是女性的职责，当然是啊。”

杨牧又想到了白先勇。他说：“白先勇就是学张爱玲啊。”白先勇和另外一个小说家郭松棻对坐，郭松棻说，先勇，你写的是通俗小说。“白先勇也不生气，就笑。我赶快说换个话题。先勇的风度很好，换了其他的朋友，百分之八十会生气。”

杨牧有点惊讶：“你这样认为？我觉得应该不是。”

1972年，林怀民回到台湾，创办云门舞集。1993年《九歌》上演，用现代舞表现《楚辞》，阳刚健美的男舞者在舞台上几乎全裸。杨牧坐在台下，觉得这很不对，《九歌》里不是这样的，楚国的男巫、舞者怎么可能是裸体？他写信给林怀民，向他指出这一点。但是，“他居然一直都没有理我，后来的演出也没有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