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花莲听杨牧的课
1950年代的台湾，国民党宣导“反共文学”，文坛肃杀，诗歌最早出现新气象。纪弦发起“现代诗”运动，主张学习西方，“新诗乃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余光中则提出“新古典主义”，几大流派各有代表人物，论战迭起，创作旺盛，是台湾现代诗的高峰。
诗人与社会参与，始终悬在杨牧心中，是一个问题。1986年，他在写给年轻诗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如何以诗作为我们的凭借，参与社会活动，体验生息，有效地贡献我们的力量，同时维持了艺术家的理想，而在某一个重要关头，甚且全身而退，不被动地为浩荡浊流所吞噬，或主动地变成权力斗争的打手，为虎作伥，遂失去了当初所谓参与的原意？”社会责任固然要有，但是它有时会侵蚀诗歌，杨牧写道，白居易在主张诗的讽喻功能时，竟因此贬抑李杜的诗歌成就。反复思量，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掌握尽量多的文类，处理不同的题材，如宋代大诗人欧阳修一般。这是一种挑战，一条危险的窄路，不过，“你既然是诗人，也是一个弘毅的知识分子，你怎么能置身度外”？
留在大陆的作家，因为“附匪”已被国民党禁了。但是图书馆的管理老师看杨牧每天借翻译文学，惋惜他没有机会读中国小说，于是从上锁的柜子里拿出一本薄薄的书《八骏图》，叮嘱他不必登记，也不要转借别人。第二天，杨牧去还《八骏图》，管理员从柜子里拿出了《边城》。
1980年，“美丽岛”审判期间，发生了“林宅血案”。有人闯进政治犯林义雄家里，杀死了他的母亲和双胞胎女儿，此案至今未破。杨牧在美国看到这则消息，写下了《悲歌为林义雄作》，他从来没有写过这么直接、这么大声的诗，同时，这也是一首坏诗。四年后，杨牧收到一封年轻人的信。当时他在台大教课，期末监考时，学生在答题，他在讲桌上写下《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这首诗像杨牧所有杰作一样，往复回旋，音韵动人。想获得答案的人要失望了，他只是沉思、想象，描摹一个愤怒的年轻人，字句在极小的范围内摆荡，回声却成为一个恢弘的宫殿。
他决定，诗将是他表达世界本质的唯一方式。“我明白了，是从这里到那里的关系，是这里和那里的对比，冲突，调和，于是就产生了诗……诗于你想必就是一巨大的隐喻，你用它抵制哀伤，体会悲悯，想象无形的喜悦，追求幸福。诗使你现实的横逆遁于无形，使疑虑沉淀，使河水澄清，仿佛从来没有遭遇过任何阻碍。诗提升你的生命。”
在伯克利读书时，他每天经过红砖广场，目睹学生们的抗议。他看到军方在校园大门摆了一张征兵的桌子，鼓励男生去登记。有一天，几个愤怒的学生走上前把桌子抬起来，扔到校外的街心。每天中午，广场上都有人在演说，反复阐释不当兵的道理，学生坐在红砖地上一边吃三明治一边听着。那时广场一端正在修建一座表演厅，中午工人也坐在那里吃三明治听越战的呼声，三年后建筑物落成，工人都变成了反战专家，和学生联手对抗警察。
十五岁的杨牧，开始写诗。他把作品发表在自己和学长办的刊物《海鸥》上。高中毕业之后，他考入位于台中的东海大学。年少诗人的轻狂，他是有的，在和好友的通信中，他们都自称“寡人”（杨牧写道：“寡人欲报考历史系，足下以为如何？”），然而无论是花莲，还是台中，都不是台北。台北，是一切热闹发生的地方，新锐的潮流，遽起的名声。杨牧没有加入任何诗派，也没有参与论争。在诗人们的聚会中，他是“一连打翻三次烟灰碟而不色变的青衫少年”。他敏锐善感，又朴拙固执。敏捷应对外界变化，并非他的特长。无论是年轻时过多的感伤和堆砌，或是中年追想的神启时刻，他站在潮流的边缘，勤奋阅读、写作，诗情在内心孤独生长。
教授中世纪文学的教授Alane Renoir，父亲是法国著名导演，祖父是印象派画家。他上课声嘶力竭，有时装疯卖傻，很像杨牧印象中中世纪文学专家的印象。有一天Renoir讲了一个故事，“二战”初期，希特勒的坦克大军征服荷兰时，一位荷兰籍的中世纪历史学家正在伦敦休假，虎口余生，伦敦记者请他发表谈话，对祖国沦亡之事稍做评论。这位学者拒绝发言，说：“我研究的是中世纪历史，不是现代史！”杨牧认为，这个故事很可能是Renoir编出来讽刺中世纪文学学者的，意思是学者不能不问世事，必须介入现实。
四十七岁的杨牧则把这个神秘的时刻归于一次大地震，“大地一摇，摇醒了蛰伏我内心的神异之兽”，他目睹一个雕塑家如何将一块木头变成神像，这雕刻的过程，就是创造，而创造是多么迷人，“我将以全部火热的心血投入一件艺术品的工作……一个不能向任何人倾诉的秘密在我内心滋长，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微弱地负荷着，在那遥远的时代，我知道我正在迟疑地向我的童年告别。”
三
他又露出了那种表情，似乎满腹精妙的想法，无法口头表达，只淡淡又若有所思地说：记不下来也不要紧的。
年轻的杨牧一边翻字典读英诗，一边抄写李商隐的全集。读英国文学时，他在书缘写下中文里雷同的字句，读中国文学，则以英国文学附丽。从一开始，中英文就并列交错在他的写作中。
那什么要紧呢？在《一首诗的完成》里，他写到有一年冬天，独自开车在公路长驱，突然遭遇一场风雪，杨牧把车停在路边，等风止雪霁，眼前层云舒卷，散开，消逝，下面是一片幽深广大的山谷，更远处是点缀了无尽白雪的蓝色山脉。他在心里搜索合适的诗词句子，“帮助我形容眼前的爱和美，让我把握那一刻的发现”。搜索着，他突然感到一阵惊悸，瞬间觉悟：应该以全部敏锐的心灵去体验，必须于沉默中向灵魂深处探索，而不是搜寻有形的文字。古典诗词应该拓展、而不是替代人的想象力和体验，若博闻强识缺少了转化融会的能力，就会变成束缚。
同时，杨牧仍然到中文系修课。东海大学中文系有一位大学者徐复观，他被称为“新儒家四杰”之一，曾写过《两汉思想史》等著作。徐复观用近十周的时间，讲解韩愈的《平淮西碑》、《柳州罗池庙碑》，仔细辨析字句、文法、结构。这对杨牧的写作风格影响极大，多年后他为师友写悼文，虽是白话文，行文结构，却是韩柳文的气势。“中文要写得好，别无他法，就是读古文。”他说。
伯克利所见所闻，让杨牧觉得，知识分子不能留在书斋，应该介入社会。可是如何介入？他选择了自己擅长的方式。1970年，他和林衡哲编辑“新潮丛书”。1976年，他和几个朋友共同成立了一家出版社“洪范书店”，以《尚书·洪范》得名，取“天地大法”之意，出版纯文学书籍，这家出版社今天仍然存在。1980年代，杨牧应高信疆之约，在《中国时报》开专栏，写些评论的文章。有时针贬时弊，有时介绍新知，总体而言，这些文章敦厚蕴藉，不做惊人之语。
二十四岁的杨牧回溯道：“我常常想这个问题，我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写第一首诗的？怎么写的？是什么力量压迫我、促使我的呢？我仿佛看到子夜以后满天的星光，感觉到夜露的寒冷，听到子规的啼声。我仿佛看见莲花池里的绿萍，看到鲢鱼游水，看到青蛙和长嘴的彩色鸟。仿佛很多江南的马蹄和酒肆和宫墙和石板路召唤着我，仿佛看到宋代的午桥和拱门，红漆的拱门。”
1985年，他写了《赃》一文，批评“教育部”正在酝酿推出的《语文法》：“有一个朋友来信，责问我当此天下滔滔之际，遇到这么一件和文化命脉有强烈关系的问题，奈何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确实是觉得说不出话来，有点想学鸵鸟将脑袋藏在沙堆里，倒不是因为害怕，而是觉得很不好意思，也不是为自己觉得不好意思，而是为这时代之粗暴野蛮感到俯仰惭愧。或者当我不要学鸵鸟的时候，忽然又想起这传说中的‘语文法’，辄陷入一种包含了愤怒和悲哀的休克状态，因此也就没有话说。”
在这样的风潮里，十五岁的杨牧，写下第一首诗。
这篇评论，报社没有发表。杨牧觉得自己与报社两相不能忍耐，停掉了专栏。
杨牧看着钟，半小时过去了，下一位同学已经等在门外。
新思潮与新创作，都发生在外文系。最有名的，是1960年台大外文系的学生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李欧梵创办《现代文学》，和“现代诗”一起，成为台湾战后文学的第一波浪潮。杨牧也从东海大学历史系转到了外文系，他读加缪、英诗，而他最喜欢的，是浪漫主义诗人济慈。
六
当时的台湾，为了表明自己是中华文化的正统，中文系、历史系都倾向保守，专治古典，古典之中，又特重“小学”，不接受现代诗。杨牧选修《昭明文选》，第一堂课就听到老师说：“这个年头啊，有所谓现代诗这个东西，完全是胡说八道，我看班上有人就是搞那个的。”老师在讲台上说了十五分钟，杨牧收拾书本，站起来离开了教室。
难以相信，杨牧经历的是这样风云激荡的年代。美国的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台湾学生的保钓运动、民主运动、乡土文学论战、民主化浪潮……像当年现代诗论战不曾沾身一般，时代的浪潮时或激动着他的内心，但他远远地观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