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号院的年轻人

预备给农村增加的拨款只能作罢。那些年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阴影还在飘荡。电视里的中国将军再也不夸耀战士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是兴奋地介绍更换了多少新式武器。

1982年的一天，翁永曦被杜润生叫去谈话。他忽然被告知，自己是农研室的副主任了。

撂荒了耕地的农民投身城市“盲流大军”，出现在所有可能的街角和天桥。而国企改革正造就着史无前例的失业人口，1995年城市中有564万人衣食无着，250万人领取救济金——就业机会首先属于城市失业者，对于驱赶和收容，农民工只能选择忍受。

“上接天，下接地”，翁永曦将之总结为九号院得人心的根本。这里信息无碍，机要室也可以进去查阅文件，丝毫没有神秘感。在去除了等级的农研室，年轻人往往突然发现，自己被重用了。

农研室撤销后，人员分往五个部门，人最多的是农业部农研中心，段应碧任主任，“他是九号院的承上启下者。”魏唯说。但段应碧并不认同：“全会把阶段目标、大的路子都定了，我就是贯彻，只能按照那个做。不是我想做什么。”

“和当了官感觉不是一回事。”袁崇法每天沉浸在兴奋中，无论吃饭还是坐公车，开口就和业务有关。魏唯将动力归为成就感，“农村改革大步推进，明显感到农民的生活变好。我1968年下乡插队，对当年农村的情况太熟悉了”。加班干活，到农村去调研，和老乡聊到半夜，他感到充实。后来到了其他单位也加班，但“那股劲看不到了，没有那个心思了”。

1992年刚刚入夏，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混合了左右的复杂词汇，借助它，改革之船又被拉回了航道。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以填补九号院撤销留下的空白。段应碧主管办公室工作，手下只有七八个人，办起事来常常捉襟见肘，后来干脆把陈锡文调了进去。“他是年轻人中拔尖的一个，挺能干，沉稳、不偏激”。

毕业不久的袁崇法、魏唯、戴小京和何道峰等人也担任起组长或副组长的职务（农研室一百多人，分为若干组和室），组员不少是局级甚至部级老干部。他们说这是杜润生的智慧：职务和级别待遇并不挂钩。没有相应的级别和待遇，却委以重任。

魏唯1990年代初去参加一次座谈会，满眼都是旧同事，大家纷纷议论，“农业软科学的研究经费很有限，研究能力强的业务人员，更多地参与了基金会资助的国际研究，只拿有限的时间应对政府任务”。

这一年，北京像被扔进了压力锅。“物价闯关”已经失败，戴小京去参加物价改革的会议时，能感到艰难的关口已经来临。会议上，物价局的几位局长——一个管今年的价格改革，另一个管明后年的价格，还有一个管长远价格的，都说自己这个阶段动不了。“改革”像是烫手芋头，成了击鼓传花。讨论起日期，又发现需要避开的“黄道吉日”太多，“元旦”不行，“四五”、“五四”不行，“七一”、“十一”不行，各种纪念日都不行，都生怕引爆这压力锅。正吵着，忽然消息传来：散会吧。

他们从未问过杜润生为何信任自己。翁永曦偶尔会旁敲侧击：杜主任，这个大活让我们白丁来干合适吗？

九号院伴随着这时代，结束了。

流通组组长段应碧是中年一代，回想起年轻人就笑起来：“他们去农村调查，穿个裤衩在人家炕上蹦，鞋也不穿。开大会时，穿个短裤就去讲话了，农民就想，中央来的干部怎么这个样子？”

九

一语成谶。他的任职消息在《人民日报》头版刊出，立刻引发轰动。随后，他被高层派去改革发源地凤阳县兼任县委书记。翁永曦大刀阔斧，备受关注，很快成了改革新星。

农村改革的形势却丝毫没有变得轻松。财政“分灶吃饭”已实施五年多，财权过度集中到中央，全国两千多个县级政府有一半入不敷出，税赋全压到了农民身上，农民自杀、冲击乡政府……段应碧不断听到这些消息。

“我爹我妈1936年参加革命，到现在才是个局长，把我提到这一级，别说别人不服气，我爹我妈都会觉得很奇怪。杜主任说中央定了，你要服从组织安排。我说到此时此刻为止，估计上下领导对我印象还不错，但这个任命一公布，我就立刻成为王八蛋坏小子了，污水全朝我泼过来。”

1993年人代会上，他们提出增加农村财政拨款，改善教育和医疗条件。“那就加点吧，实在看不下去了，几乎每个领导都是这个看法。正说呢，不行了！”说到这儿，段应碧停下了手中的香烟，“美国向伊拉克发射巡航导弹，从烟囱钻进去，在一楼爆炸，百米外新华社记者所在的酒店却毫发无损。这个太厉害，咱们没有点东西不行，要搞杀手锏，就要钱。当时只有3500亿元的财政，怎么办？”

“杜主任，这个事可不能开玩笑。”翁很震惊，一名普通科员一夜升格为“副部级官员”，听起来像天方夜谭。

何道峰还记得汇报时，他们穿着短裤趿着拖鞋就进门了。会议室里坐着主任杜润生、副主任刘堪和几位声名赫赫的老部长。老部长们疑惑地上下打量，杜润生则从容地让他们汇报。最终，表情复杂的老部长们肯定了他们的方案。

多年后，赵树凯再次经过九号院，不禁注目而视。当年向往作研究的秘书，如今已是著名三农学者。2006年给胡锦涛等政治局委员讲课时，他想起十九年前陪同纪登奎去贵州调研，纪登奎和胡锦涛晤谈的那些场景。从中南海到九号院，他时常感慨：“我是毛主席的遗少，已经落在了时代后面。”

昆百大董事长何道峰更抒情，“平等和自由氛围，像种子植入了我的身体”。1987天夏，北戴河国务院常务会议要讨论粮食问题，重点是在粮食价格倒挂（从农民收粮的价格高于供给城里人的价格）导致财政补贴节节攀升情况下，如何确定粮食政策走向。农研室要拿一个上会讨论的文件。杜润生让小伙子们先拿个方案，指定由袁崇法、何道峰、戴小京负责找十几个年轻人在十八所讨论。

走在时代前面的年轻人意气风发，不曾想九号院也物是人非了。

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副主任魏唯怀念当时的氛围，“踢门就进太夸张，但杜老的办公室推门就进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