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

这是一间大约8个平方米的小房。一个学期300元。两张石头做的单人床沿墙搁着，一张给孩子，一张给母亲。床间搁着一小圆桌，小台灯下面放着一本物理书。农闲季节时，母亲到这里给孩子做饭，这样生活成本更低。

在会宁的第二天，我看到了这里最习以为常，却触目惊心的一个场景。

春节快到了。母亲已经回到乡下，学生每天自己回到这间屋子。他可以看书到深夜。从小屋的窗户望出去，会宁一中整个校貌一览无遗。越过教学楼，我居然看到了实验楼赵永康家的灯光。

传统

我回到学校，借着路灯再次读起陈列在橱窗里的“学生文化专栏”。有好几天，每次路过这里，我都会停下来读一首名叫《生活》的诗。作者不知道是谁，没有标注名字。

在良友大酒店，我也曾看到这样的痕迹。酒店走廊的墙壁上，贴着许多照片。我留意到有一张是崔永元和酒店人员的合影。崔永元是中央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去年1月，他发起了电视活动《我的长征》。26个选拔出来的人，沿着当年红军的路线，一直走到会宁。崔永元说：“在长征路上，所见所闻让我们切实地感觉到，一场公益演出，一场公益晚会，对现在生活在革命老区的许多贫困百姓意义根本不大。”

大多数学生穿得很少，脸庞和鼻头冻得通红。校园的路灯刚刚点亮，天空仍有一丝亮光。朝远处望去，是光秃秃的荒山，被白雪覆盖。临近春节，高一的学生已经放假回家。余下的学生还要补大约两周的课程。会宁一中的高三有18个班，每个班60个学生左右。每年，学校还会开设7到8个容纳往届生的补习班。现在，学校大约还有3000多人。他们正在背书。

“改变百姓命运的，仍然是教育。”郑焕明说。他是会宁一中的校长。我们在教学楼的校长办公室坐下来，那是晚上8点，教学楼的三四五层灯火通明。1981年，郑焕明从定西师范学校毕业，回到会宁八里乡中学当语文老师。此后20多年，他进修，再回来，最后成为这里最好的高中校长。

从窗户往下看，在实验楼和教学楼之间的小操场上，突然冒出了许多学生。起先只有几个。人越来越多，从操场、宿舍、教学楼不停向这里聚集。每个人都拿着一本16开的书，翻卷在手上。他们来回踱步，边走边大声朗读着课本。具体念的什么我听不清，只看见底下黑压压的一大片，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地，各自低头徘徊在大约2米的直线上。

他告诉我，自明清以来，会宁就有教育的传统。这里考出去过20个进士，115个举人，396个贡生，5万多名大学生。当地一直保留着儒家文化和读书的传统。“去沿海打工的人，社会地位很低，是苦力劳动者。”

会宁是甘肃中部山区的一个小城，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之一，但同时，它也是全国知名的状元县。在那里，谈理想是件奢侈的事。一切的期盼，都寄托在那条叫做高考的唯一出路上。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手扪索着冷壁的粘潮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文/谢丁

天很冷。我一个人离开了学校。

绝望的山

当天空渐渐变暗时，我和赵永康的谈话停了下来。我踱步到他家那扇巨大的玻璃窗前，对面的教学楼一间一间正在闪起灯光。空中飘着小雪花，外面的气温大约零下8度。这时我听到一阵人声，像蚊子，轻轻地响起来，然后越来越大。

我已经很久没听到如此轻商重文的言论。在北京或者上海，这足以变成笑谈。但在会宁，这句话却没有一点不合时宜。郑焕明说高考是功不可没的东西，但他否认中学教育已经成为应试教育。“我们绝不单纯是应试，因为老师还是在传授知识，只不过更强调高考技能。”但对学生来说，讨论这个已无意义。

赵永康25岁，个子不高，有一双灵动的眼睛。妻子王芳是他的同事。半年前，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学校提供给青年夫妇一间大约20平方米的公寓，在实验楼的顶层。从一楼往上爬，我经过物理实验室、生物实验室，路过贴满名言警句的墙壁，然后停在一幅“竺可桢”画像面前。赵永康的家门是一块淡红色的布，紧挨着微机室。房间不大，却是挑空的屋顶，极高。王芳用淡黄色的布帘，将屋子分割成客厅、卧室和厨房。没有厕所——整个学校只有两个厕所，在操场那边，要走很远。

那天晚上，我走出会宁一中的校门，反方向往山上走。那里有许多的黄色平房。赵永康曾对我说，有许多学生在外面租房生活。我找到一家外观不错的人家敲门。一个中年妇女答应让我看看她出租的房间。

那是傍晚六点，我正在赵永康家里喝茶聊天。赵永康是会宁一中的政治老师。会宁是甘肃中部山区的一个小城，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之一。如果不是红军长征后在这里会师，几乎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它。但中学教育改变了这一切。现在，会宁是全国知名的状元县。它以“贫穷”和“高升学率”的鲜明对比，成为甘肃的模范，人们不能分离这两点去谈论会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