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衰落共存
最终，我见到了阿斯旺尼。约定的时间是晚上九点，他的诊所。夜晚的街上静无一人，路灯昏暗，阿斯旺尼牙医诊所的白色广告灯箱难以被错过，“Dr. Alla EL Asswany”，名字和他的职业赫然其上，标明在第四层。
从咖啡店出来，走上十分种，就是塔拉特·哈布广场。塔拉特·哈布的黑色铜像矗立在路中央的环岛上。他是经济学家、工业家，创办了埃及第一家银行，第一家航空公司，涉及的领域从纺织、船业、出版到电影、保险。他是埃及经济独立的象征之一。
阿斯旺尼从诊所的里间走出来，身形高大、宽阔。“左拉是医生，契诃夫也是医生。”他丝毫不觉得自己的双重生活有什么特别。很少有埃及作家能够依靠自己的写作维持生活，马哈福兹一直是一名公务员，直到1988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写作给他带来的收入少得可怜。
每一个开罗人似乎都知道马哈福兹。我记得在市中心一家肚皮舞的酒吧里，一位老绅士看到我手中的书，对我竖起拇指：“啊，马哈福兹，我喜欢他。”他先是记录这座城市的神话，然后成为了神话本身。不过在马哈福兹的笔下，现代开罗的神话，不是一千零一夜，而是充斥着革命、压迫、动荡、希望、抗争与失落的故事。一些人相信，是他开创了阿拉伯语的现代写作。
在20世纪后半叶，这里发生的最重要的故事，是一次演讲。1956年7月26日，年轻的总统纳塞尔在交易广场发表了震惊世界的演讲——仅仅三年的革命政府要收回苏伊士运河。自从1882年以来，它一直处于英国人的管理之下，是埃及获得真正独立的阴影。宣言有着错综复杂的背景，与纳塞尔的性格紧密相关，也是新政权的权力本质的展现。不过，对于埃及人与整个阿拉伯世界来说，没人想去探究这前因后果，它是一次彻头彻尾的狂欢——埃及和阿拉伯世界所遭遇的西方的屈辱，被一扫而空。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纳塞尔是全体阿拉伯人的领袖，他倡导“泛阿拉伯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他象征着中东重获的“尊严”，也是一个帝国退却、殖民地获得独立的年代最重要的声音。
[二]
《阿凡达》就像是詹姆斯·卡梅隆其他电影一样，是精良的特技和煽情风格的结合，黑白分明的简化世界观贯穿其中——残酷的压迫与正义的抗争，它还如此不可救药的追随时髦情绪——人人都在谈论全球变暖，我们就来崇拜自然吧。身在埃米尔影院（埃米尔是伊斯兰长老的意思），你很轻易产生这样的联想——西方人（一开始人英、法，如今是美国）带着他们的资本主义逻辑与现代科技而来，破坏了原本自主的伊斯兰世界。唤醒生命与力量的巫师，是纳塞尔，也可能是本·拉登（当“9·11”事件发生后，中东很多地区是多么的欣喜若狂）。
摄影/木格
简化的世界观有着无穷的魅力，它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它是共产主义，是反殖民运动，有时则以自然主义的面貌出现。总存在着明确的敌人和解决方案，只要推翻它，就可以获得拯救。但历史并非如此，审判了资本家、赶走了帝国主义、或是流放了封建的君主之后，一个新世界常常并未到来，在很多时刻，它甚至变得更糟了。如今的埃及，正沉浸在对法鲁克国王的怀旧之中，而对1952年的革命则心生憎恶。至于纳塞尔赢得的尊严，在1967年与以色列的战争之后，再度转化成羞辱。那个曾被美化的泛阿拉伯主义，从未达成真正的联盟，不同的阿拉伯国家也从未有过真正的和睦。但处在激动情绪中的人们，没兴趣理会这些东西。
我想起了奈保尔对于非洲人与印度人的刻薄描述——他们摆脱了殖民者，却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他们仍有着被殖民化的头脑，缺乏独立与自尊。我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他是对的。但是，我也理解他们的感受。你知道中国人是如何对待外国的旅行者的。倘若你长期生活在一个匮乏的社会，见惯了弱肉强食，金钱就会摧毁掉一个人最后的纯真。
“哪里是市中心？”我问路上的行人。没有想象中堪作路标的购物中心、写字楼，市中心只有一家接一家的店铺，卖着相同的商品。像极了中国的二、三级城市，与其说是商店，不如说是批发市场。三米高的玻璃橱窗里，摆上几十个塑胶模特，里三层、外三层、摩肩接踵的排列着，仿佛她们在不断的自我克隆。惨白的灯光，冲到街头的音乐，海量而雷同的产品，或许是匮乏已经从外在转到了内心，人们对打折的货物有着永不消退的胃口。
但也有一些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人如何在压力与诱惑下，顽强地保持尊严。在开罗的维多利亚旅馆，我碰到餐厅值班的服务员，他眼窝深陷，有一张安静、愁苦、又极富自尊的面孔。正是夜半，所有人都睡去了，他用手机放着阿拉伯语老歌，一边给我准备三明治，一边借助一本阿拉伯与英语的字典，谈起他的个人故事。白天，他是小学教师，从早晨九点到下午五点，在学校教课。到了晚上九点，他在这里照管餐厅，一直到凌晨七点，房客们开始吃早餐为止。“那你什么时候睡觉？”我问。“下午五点到九点之间，吃一点就睡，然后就是休息日，学校周五休息，餐厅是周日，这两天我就一直睡。”他有三个男孩子需要供养，这样的生活，他已经过了二十年。他的例证不算新奇，很多埃及人需要两份以上的工作，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
夜晚的尼罗河缓慢流动，到处都是人、车流，人们浸泡在污浊的空气里。除去在美国大学书店，我再没有看到过一块干净的玻璃，一张整洁的墙面。即使夜色已至，你仍能感觉到那种强烈的灰蒙蒙的质地。似乎一切都已年久失修，一切都衰退。我从没见过如此破败的政府大楼，很多玻璃窗显然破碎已久。20世纪70年代的菲亚特堵塞在马路上，油漆斑驳、车门破损，司机们亢奋、焦灼地按着喇叭。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穿过开罗的马路都是一桩轻微的冒险。
临行前，一个在开罗工作的小伙子对我们说，“这是他们所依赖的一切，你还能指望他们怎么样？”
我要寻找的是塔拉特·哈布34号，亚可比安大厦。我期待它能为我理解埃及提供一把钥匙。
一个专制、傲慢的政权令人憎恨，但这不意味着所有愤怒的大众与反抗情绪，就可以被浪漫化为正义和希望。20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充满了这样的例证，它们都以简单化的希望为开端，以更深刻的幻灭为结果。一个丧失了细微的感受力与判断力的社会，经常是这种希望与幻灭交替作用的温床。
雄心与虚荣，催生了苏伊士运河与新开罗的诞生，但也将埃及拖入了财政上的破产。欧洲人接管了运河，而英国派来的总督在国王背后行使真正的权力。
[五]
直到1941年去世时，塔拉特·哈布也未看到一个真正摆脱欧洲影响的埃及的出现。但他的一生却是埃及最好的时光。在他出生两年后的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行，在一个日益成熟的全球经济中，埃及是核心枢纽。伴随着苏运河的开凿与开通，对开罗的改造开始。新城市的面貌与埃及总督伊斯梅尔1867年的巴黎之行密不可分。他参加巴黎世界博览会，是拿破仑三世的座上宾。埃及馆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法老的神庙、东方集市还有贝都因人帐篷——典型的欧洲想象中的埃及。但伊斯梅尔着迷的是巴黎城——宽阔的大道、花园、百货大楼、拱廊……伊斯梅尔雇佣了大批欧洲的工程人员，在开罗西侧的空地，建了一座足以巴黎匹敌的新城。
这家美国大学书店，是我见过的第一家出入需要安检、登记护照的书店。对我而言，它就像都市的小绿洲。在满是阿拉伯语、处处破败的开罗，它明亮、整洁、是一个我能读得懂，又经过整理分类的世界。这里有福楼拜和萨义德描写的埃及，有几代本土作家的开罗，几千年的历史、重重叠叠的文化、革命与日常生活，都被精心排列，只等你随时探取。我买了《亚可比安大厦》。之后几天，我在这本小说和现实的开罗之间穿梭。
[四]
每个人都有熟悉一个陌生城市的方法。有的人依靠地图，有的人要攀上最高端，有的人要坐遍主要线路的公共汽车，有的人要长久的散步。而书店总是我理解一个城市的支点。或许是我的头脑太过懒惰、内心太脆弱，面对扑面而来、热气腾腾的新经验茫然无措，或是我总是“生活在别处”，要么执迷于过去、要么盲目地畅想未来。印刷在纸面上的痕迹，提供了稳定的秩序、经过检验的世界观，还有所谓“纵深的经验”——一个旅行者浅薄的新鲜感，怎能与咖啡馆中吞云吐雾的本地作家的感受相比？
在埃米尔电影院，我看到了《阿凡达》。影院破旧、观众稀疏，看不到一个女人。亚历山大城的繁华与喧闹都集中在Saint Stenfano新区，那里有购物中心、四季酒店和星巴克，穿着牛仔裤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彻夜游荡。我所住的老市区，荣耀不再，只有亚历山大图书馆是崭新的。但倘若有耐心，你会发现它们曾是多么典雅，它们是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遗迹，是一个一心要变成另一个欧洲城市的亚历山大的见证。老城堆积着层层的记忆，从23岁征服世界的马其顿的年轻君主，妖冶的克利奥巴特再到奥托曼帝国和拿坡仑的舰队，它诉说着埃及人独特的身份——埃及不仅是尼罗河文明、伊斯兰文明，也是地中海文明。
我很难相信，我会真的对金字塔、斯芬克斯像、法老坟墓产生兴趣。粉红色的埃及博物馆就在尼罗河畔。第一层摆满了大理石的雕像、棺材、木乃伊、黄金面具、法老征战的马车。来自全世界的游客拥挤在这里，年轻的导游们用英语、法语、日语还有中文，热情洋溢地讲述着古老文明。但它们不让我兴奋。或许这与我在中国的经验有关，从幼年时我们就牢记中国灿烂的五千年文明，但这口号，四大发明、长城、敦煌，都在单调的重复中，失去了魅力。倘若你把这些口号与现实的中国作比，一种致命的荒诞和嘲讽感油然而生。我们是礼仪之邦吗？我们是文明古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