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衰落共存
咖啡店里有过期的《外交事务》《纽约客》，是本地的西方人与旅行者的聚会地。他说起这些年在埃及的经历，他从未读过《埃及内幕》与《亚可比安大厦》，却一口咬定他们的悲观论调，既无知又荒诞。“你可以说穆巴拉克有问题，但是倘若自由选举，他还是会当选，”他的语气既嘲讽有肯定，“他们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了。”他暗含的意思是，阻碍埃及的不是领导人与政治制度，而是更深层的东西——埃及人的文化、社会心理。我似乎听到他在说“他们就该当目前的样子”。
我开始阅读《亚可比安大厦》。在序言中，阿斯旺尼回忆了他的出版经历。1995年，当阿斯旺尼试图出版他的第一本小说集时，由于私人出版业非常弱小，他找到了埃及书籍出版总社（General Egyptian Book Organization），这个部门掌管了公共出版业。出版总社决定了一本书是否能够出版，但它的评审委员不是专业的作家、编辑，而是从不同部门临时抽调来的职员，可能是司法人员，也可能是会计，他们参加评审，仅仅是为了获取额外收入，尽管这收入少得可怜。阿斯旺尼对自己的小说很有信心，却没有获得出版，因为他没能说服他们，小说主人公嘲笑民族英雄穆斯塔法·凯末尔的话，不是作者的本意——虚构的人物和作者之间，是有差异的。《亚可比安大厦》是阿斯旺尼最后的努力，他已准备移居新西兰，而这本小说是对埃及的告别。他是一位在美国受训的牙医，回到埃及，仅仅是为了他的业余爱好——写作。这条道路似乎已经封死。
一些时候，你的确觉得“他们该当如此”。在卢克索的大街上，我和马车夫吵起来。“我的朋友，你说给我多少就给多少。”一路上我不断碰到这样的小贩、导游、出租车司机、赶马车的人。倘若你给予的并没有达到他们的期望，最初的慷慨就会变成喋喋不休的讨要。一切都是模糊的，所以每次正常的服务，都变成了讨价还价。他们知道旅行者的耐心有限，所以总是能够得到他们期望的价格——经常要比本地人高上十倍。这两个身穿蓝色长袍的马车夫，刚才还递给我卷烟，和我说起英国女人如何如何，现在突然提出多要五十块钱，因为“马累了，需要小费”。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变得愤怒与烦躁，一个旅行者的种种新奇感和耐心都无影无踪了，我开始大声斥责，威胁着下车，一分钱也不给他们。他们又突然安静下来，刚才的执着与生硬都消失了，满脸堆笑与故作的诧异：“我的朋友，你为什么生气？我们是朋友，你还要烟土吗？”
一个失败的现代都市，这是我对开罗的第一印象。
卡纳克神庙超出预料的宏伟，即使人头攒动的中午时分，都不足以分散它少许的震慑力。两三个身着蓝色长袍、包着白头巾的老人偶尔经过巨大石柱和废墟，像是遗迹的暂时的托管者。阿拉伯人在八百年前占领了埃及，欧洲人在两百年前到来，但所有人都只是暂时的保管者。
一间婚纱店、一个牙医诊所、一家青年旅馆，下午的亚克比安大厦毫无生气，连小说里那种令人拥挤的喧闹都没了，只剩下遗忘。我坐在宽阔的前厅的高高的台阶上，看着掉色的浅绿墙壁，深棕色的信箱，还有门内侧顶上的霓红灯管，正是花体的YACOUBIAN（亚克比安）。你可以想象，1937年它初次闪亮时，建造者和房客们的欣喜若狂。
1849年的最后一天，28岁的南丁格尔也曾到此。比起对建筑本身，她更惊异的是神庙下的生活：“孩子们的眼睛沾满了东西，苍蝇落在上面，母亲不去驱赶它，说这‘对他有好处’，纹身的男人坐在地上，骆驼舔着脚掌……”
阿斯旺尼讲述的故事就发生在这衰败之中。一名要进入政界的制衣商人、为了生活要出卖身体的美丽少女，要成为警察、却被现实逼迫成为一名宗教极端分子的学生，顽固地想保持昔日优雅的没落贵族……小说中的每一个房客，都恰似时代的缩影。大厦衰败的背后，是整个社会的溃败。这是一个权力主导一切的社会，道德已经崩溃，腐败无处不在，美好的价值难以生长。不仅埃及衰落了，埃及人也堕落了。这部小说触动了整个埃及的神经——是不是1952年的革命，彻底错误了？
“卢克索人，”一位开罗的朋友说，“是最糟的埃及人。”而英国记者布莱德利更刻薄，他说卢克索是埃及丧失了尊严的标志，而这种丧失与政治直接相关。“如果说纳塞尔给埃及人的礼物是骄傲，”他在《埃及内幕》中写道，“穆巴拉克则创造了一种文化氛围——无耻的机会主义和缺乏尊严是唯一被奖赏的品质。”布莱德利给出的极端例证是卢克索盛行的本地青年与西方中、老年妇女的露水婚姻。
当地的努比安人肤色黝黑。埃及的颜色到这里变深了。我们乘车继续向南三个小时，是阿布辛布。
我还是去了埃及的南方，尽一个旅行者的义务。在阿斯旺，我看到和开罗截然不同的尼罗河，河水湛蓝如海洋，我住在河中央的Elephantine岛上，当年这里是非洲象牙的交易地。每天推开窗，正好看到河面上的白帆船。Cataract老酒店在对岸，阿嘉莎·克莉丝蒂就是在那里写出了《尼罗河上的惨案》。
自从1813年被意大利冒险家发现以来，阿布辛贝神庙惊奇了每一代旅行者。我读不懂那些象形文字，古埃及的美在之前的其他神庙都已呈现，剩下的就是规模了，雕像越高大、石柱越粗壮，我就只能越强迫自己惊叹。
[三]
从阿斯旺到阿布辛贝，再到卢克索，最后一站是古埃及文明的顶峰，一座纯粹的游客城市。国王谷睡在尼罗河东岸，而两座巨大的神庙在西岸。它的市容的确与众不同，更干净、整洁，马路中央甚至种了树，上面有圣诞节的塑料灯。据说雄心勃勃的州长，在过去三年里以埃及官僚系统罕见的高效重整了市容，他宣称要把卢克索变成一座露天的博物馆。
公寓楼的命运是埃及历史的缩影。革命不仅给很多埃及人带来了渴望的尊严，也带来了一个更严密的社会控制和排外的浪潮——欧洲人、犹太人与富有的埃及人被迫离去，他们被视作旧政权的合谋者。新政权的特权者成为新租客，他们大多来自社会底层，骤然获得的特权没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公寓变得拥挤，房间里养鸡养鸭，再没人愿意维护公寓。1970年代，昔日的市中心衰落了，新贵们搬往了新区。公寓被不断地转租、不断破败。
廉价的好奇心，战胜了宏伟的神庙。在街头和酒吧，我四处寻找年龄不相宜的一对。在绿洲咖啡店，一个善谈的英国妇女主动讲起了他的埃及丈夫。她看起来在45岁上下，有着英国人少见的爽朗，大该是卢克索终年的日照让她早已忘记了伦敦的阴霾天气。她仍不会说阿拉伯语，用英文说起埃及可怕的结婚手续，丈夫比她年轻，他们开一家餐厅，叫“尼罗河的珠宝”。
1937年，亚美尼亚商人亚可比安建造了这座十层高的公寓楼。房客中有政府高官、百万富翁、欧洲制造商，埃及的大地主……他们是当时埃及政治与经济秩序的受益者，0.5%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这也是一个自由实验的埃及，有议会，有不同的政治力量，有新闻自由，教育水准则在阿拉伯世界遥遥领先，它也有观念开放的世俗化社会，不同的种族、语言、文化，彼此交融。
“她的婚姻算得上成功。”英国女人离去后，大卫说。他是咖啡店的老板，一个毛发很重、肚子很鼓的美国人，自从1969年到德黑兰学习阿拉伯语之后，再也没离开过中东。他的咖啡店已开了将近十年，他熟悉这个城市的每个人，每个人也都熟悉他。对于这些速配的婚姻，他语带嘲讽地说：“这是卢克索最大的产业了。”
最后的努力带来了奇迹般的成功。2002年，这本书在一家私营出版社出版后，成为埃及也是阿拉伯语世界最畅销的小说。2006年，这部小说改编成的电影上映。
它不由得让人想起《亚可比安大厦》电影中结尾的一幕，没落贵族扎基在夜晚的塔拉特·哈布街头绝望地喊道：“时尚先于巴黎出现在这里，街道一尘不染，人们每天都清洗，商店很时髦，人们有礼貌……这些建筑比欧洲还好，现在甚至随便在楼道里倒垃圾，我们生活在埃及的衰落时代。”
成为博物馆的滋味到底是什么？我想起在《金融时报》读到的一篇评论《未来的博物院？——欧洲此刻的选择》。作者菲利普·斯蒂芬森的忧虑恰似此刻的欧洲情绪——在一个亚洲和其他地区迅速崛起的年代，欧洲是否越来越变成了无关痛痒的力量？配合文章的漫画里，在玻璃罩下是一个悬挂欧盟旗的欧洲城堡，而两名中国人与一名印度人正围着它好奇地打量。成为博物馆，意味着宣告死亡。
漫步在老市区，你会发现成片的欧式建筑，它们很多都比亚可比安大厦更雄伟与典雅。耐心观察这些建筑，你会发现它们像是从巴黎移植而来，你可以想象它们初建时的典雅，而如今被风沙、岁月败落，吞噬在小商铺的嘈杂中。
而卢克索，或许整个埃及，都在期望通过博物馆获得重生。历史与现实达成了奇妙的结合。法老们崇拜死亡，他们一生唯有两件事：征战、修建自己坟墓。而7000年后，这些对死亡的崇拜，变成了此刻埃及的主要依靠。
不知有多少人对老上海产生过类似的感受。开罗是“尼罗河畔的巴黎”，而上海则称自己是“远东的巴黎”。很多中国人在法租界躲避过战乱，中国最有才华的作家在这里写作、办报，批评当权者，这里有咖啡馆、电影院、百老汇歌舞、赛马、赌场、黑社会……它到处是西方的优越感，但也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新奇与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