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移民的作家

林语堂是一名成就卓著的文学家，明白文学的品行。在他第一本英文书的序言中，他写道：看中国的方式，看任何外国国家的方式，都不是寻找异域风情，而是去探寻那些最寻常的生活价值，通过深入貌似奇怪的生活习惯，找寻真正的礼。通过女人奇怪的服饰，找寻真正的女人气质和母性色彩，通过观察男孩的恶作剧、女孩的白日梦、孩子的笑声、脚步声、女人的哭泣、男人的悲伤——发现他们都是相似的，而且只有通过男人的悲伤和女人的哭泣，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国家。不同之处只是在于社会行为的方式。这是描写一个国家的基础。

人类的相似性是他写《吾国与吾民》所坚持的原则。直至今日，书中的很多观点都仍然新鲜，具备时代性。在我心中，赛珍珠对此书的评论依然清晰：“我认为，这本书是中国有过的最真实，最深刻，最完整，最重要的一本书。”

但是，在林语堂后期写中国时，却偏离了这钟“相似”原则，也许是由于将自己视作文化传递者的身份。他对自己的英文写作成就并不满意，深知文学也分等级。他曾说：“我希望我的小说都能成功。”一方面，他明白，在文学等级次序中，个人化的散文在最底层，而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很用心写小说。尤其在后期，他一年的写作常常不带任何明晰的文学目标，只是出于经济需要。小说中，他最喜欢《京华烟云》，那是一本他花一年时间写完的书，以《红楼梦》为模仿对象。和他很多小说的命运一样（除了《唐人街》），这本书也是很长时间没有出版英文版，但是通过翻译成中文，被零零散散的中国人阅读着。尽管该书野心很大，但普遍并不认为其是巨著。该书最显著的一个弱点便是作家并不注重细节，书中有很多关于珠宝、服饰、家具、花园以及食物的细节，但读起来像是作者从别的书上借来的，不是他自己亲眼所见。换句话说，该书的细节都不免书面化，并不能反应人物的心理和他们的日常生活。结果便是，这本书只是停留在事物的表面，没有足够的质感以让读者有切实的联想。

还有两个弱点，明显是出于林语堂把自己视作中国文化的发言人。首先，作家过于急迫地想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读者。有一些介绍关于中国的妇道、中医、阴阳五行的段落，读起来简直就像小杂文。这些段落与起伏的情节并不相融，阻断了叙述语流，让文章显得粗糙未竟。这种粗糙不仅是一个技术性的错误，也显示出作者视角的不足。一个有创造力的作家应该是努力成为文化的创造者而不是经纪人，一部好小说不仅要呈现一种文化，更要能创造一种文化。作品中不仅要有奇闻异事，更要让读者产生同情心，使其关注自己的生存状态。如果一名作家想靠一部小说来论成败，他应考虑到这本书要进入怎样的文化秩序。林语堂显然没有这方面的考虑，他过于沉迷于向西方介绍中国。《京华烟云》显示出，这本书明显只是为西方读者而作。

“代言人”的另一个弱点便是，他对当时中国的生存状态采用了一种温和的描述，但事实上，那时中国正深陷于战争和剧变，民不聊生。在全书多达80个人物中，没有一个是坏人，这是不现实的。很显然，作者信仰儒教和人性本善，但如此甜美的描写着实削弱了故事力量。

这理由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也不能解释索尔仁尼琴差点就变成了美国人这个事实，并曾短暂地丧失他曾引以为傲的“作家的自信”。他一定厌恶过这漫长的等待，厌恶成为一名没有国籍的难民，厌恶为一个根本就不关心他在说什么的国家发声。而作为一个父亲，他必须为他的家庭找一条活路。

和很多人一样，他被认为过“怀疑自我”，并在需要的情况下可以放弃自己的祖国。但对于他这样一个作家来说，索尔仁尼琴无法承担更改国籍所带来的后果。如果变成美国人，他回归俄国的道路将会变得更加复杂和痛苦，因为他的反对者，甚至一些普通俄国人都会把他当作美国人来看待，质疑他的忠贞。当他不断重申故土对他的重要性，故土是他的思想中心时，这些话听起来会很不可信。幸运的是，他还算头脑冷静，拒绝了那场入籍的仪式。

这段索尔仁尼琴的插曲显示出，就算作家仔细地维持与他的人民的关系，他的身份仍然容易改变——任何偶然的、甚至必要的举动都会令关系破裂，迫使其做出改变。我写这段未完成的入籍仪式，并不仅仅是想讲趣闻轶事，我是想证明给你看，为人民发声的身份，是多么的不堪一击。

[三]

事实上，我常常为索尔仁尼琴的勇敢、甘于寂寞而感动。“我的生命只有一件事——工作。”他曾这样说。而据为他写传记的D.M.托马斯说，卡文迪许那时候连一个医生都没有，患有坐骨神经痛的索尔仁尼琴，不得不站着写作。让他如此坚强的，我想，不仅是他对工作的热忱，也是由于基督教信仰令他相信死后有来生，令其在今生无所畏惧。在回到俄国以前，索尔仁尼琴被问到他是否害怕死亡，他很开心地回答：“当然不！死亡只是一个平静的过渡期罢了。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相信人死后还有生命，死亡不是人生的结束。灵魂可以延续。死亡只是一个舞台，或说是一种解放。我一点也不怕它。”他还曾说，“人类生存的目的不是快乐，而是灵魂的历练。”这也许是其强大精神力量的来源，令他在流放中完成写作。

[四]

索尔仁尼琴将自己与社会隔开，轻易不旅行，林语堂却在纽约过着一种精彩逍遥的生活。他常常去欧洲游历，喜欢法国南部的气候和生活方式。在1940年代中期，他花光所有财产，共12万美元，创造了第一台便携式汉字打字机。他确实成功了，但由于当时中国在内战，他找不到愿意生产它的制造商，那台机器不久也就报废了。最终，这个蕴含潜力的、革命性的、有利可图的机器，让他破产了。1954年，他来到新加坡南洋大学，但半年后因政治原因不得不辞职。在这些年中，他想要回家，但由于其反共的立场，这个愿望不可能实现。他老年时常去香港，站在山上，凝视着边界之后的故乡。山河尽在眼中，但他回不去了。

林语堂1966年去台湾定居，蒋介石给了他一栋房产，表达国民政府对他的感激，好像他是一名终于回国的官员。林语堂在一位著名建筑师的帮助下，设计了那栋房子。白墙蓝瓦，非常精致，池塘花园，是中式与西班牙风格的融合。林语堂很喜欢这房子，把那当作自己的家，尽管实际上它是用公共资产修建的。1976年他去世后，那栋房子成了纪念他的博物馆。

虽然他没有如索尔仁尼琴一般重新成为自己祖国的代言人，但林语堂确实以文学的方式回到了中国大陆。1987年，《京华烟云》译本终于在中国大陆出版。随之而来的是对他本人及其文学成就的研究书籍，尽管里面仍然充满了各种所谓“爱国主义”的政治性语言。他的文学全集共30卷，出版于1994年。直至今日，他的书仍被无数次再版，他本人已成为最成功的中国作家之一。《京华烟云》两次拍成电视剧，一次是台湾，一次在大陆。在福建漳州，他的家乡人民甚至为他建了一座博物馆，用的是他在海外支持者的捐款。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文学写作满足了正在逐渐开放的中国的文化需要，为其回归铺好了道路。只有通过文学，海外作家才能做到真正的回归。

比之作家的乡愁，作家本人其实算不得什么了。文学史上挤满了无法亲身回归故土的文学巨匠，但他们最终能回到他们故乡人民的怀抱。但丁，接受了自己流亡海外的现实，再没能回到佛罗伦萨，就算他的人民做了很多次请求，他的骨灰也无法回到故乡。时间流逝，他终究还是获得了桂冠诗人的名号。乔伊斯<a id="w2" href="#m2">^[2]</a>，把流亡当成写作的基本条件，仿佛离开爱尔兰也是一种创作。他葬在苏黎世，但其作品在爱尔兰取得极大成功，引领了现代小说的革命。中国作家张爱玲死于洛杉矶，几十年间她的作品并不为中国读者所知，而现在却是炙手可热。只有文学可以穿透历史、政治和语言的障碍，回到作者家乡的读者手中。

他的话让我想起自己2001年与一群中国诗人的聚会，在威斯康星大学河瀑分校。他们中的一个曾是我校友。他非常喜欢美国的中西部小镇，因为那些景色令他想起中国的东北，我们的家乡。我问他：“如果可能，你会愿意一个人住在这个小镇，专心写诗吗？”他回答：“我起码需要一个朋友吧。”这是典型的中国式回答。中国思维并不会仰赖什么精神上的支撑。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鲜有流放在美国的中国作家能够孤独地生活，而大部分都成了城市居民。中国人的合群性只是表面的特征，深层来看则是对信仰的缺乏，使得生命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形态。

林语堂曾在《吾国与吾民》中讨论过中国式的理想生活。他认为中国式理想生活的精髓是活在当下。由于不相信来生，中国人总是非常珍惜现世的生活，要让自己生活得最好。结果就是，多数中国人都怕死，怕孤独。他们的理想生活是“非常简单的”，“关注现世的快乐。”影响了华夏文明的孔子，曾这样回答一个关于死亡的问题，“未知生，何知死？”这是典型的关注现世。中国人害怕错过这一世的享乐，觉得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是余华小说《活着》的中心主题。

不像索尔仁尼琴这样幸运，林语堂没有回到他的祖国。尽管他在美国住了快60年，但也同样拒绝成为美国公民。他把自己看作是一名文化大使。在获得哈佛的本科学位和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以前，他已经是一名中国词典编纂学者，并在清华大学教书。他的一生刚好诠释了，作家的角色无论是人民的代言人还是“变节者”，都能被政治重新塑造。他第一本英文作品《吾国与吾民》，写于他仍在中国的时候。那时他的好朋友赛珍珠鼓励他，并帮助他出版了这本书。该书在美国极其畅销。一年之后，1936年，林语堂41岁，他去美国投入英文写作。当他写作《生活的艺术》时，马可波罗桥事件<a id="w1" href="#m1">^[1]</a>发生了，中日战争也打响。为了支持他的祖国，林语堂开始在《纽约时报》《新共和杂志》《国家杂志》《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谴责日本入侵中国，并试图说服美国人民支持中国一方。他甚至在《吾国与吾民》第十三次印刷之前，大幅修改了最后一章，令其更能让中国人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

那时候，鲜有中国官方可以进入美国的公共媒体系统，林语堂在文学上确实成为了中国的发言人。他的公共角色为众人所知，在他1944年回到中国的那半年时间，蒋介石夫妇接见了他不下六次，国民政府十分欣赏他的写作。

也许像林语堂这样，自己的国家深陷灾难，本人却坚持在国外，是自私的。但是他将自己视作文化大使的身份或多或少决定了他的写作质量。他承认，“我的优势就是我能够向外国人讲述中国的文化，并向中国人讲述外国文化。”在他一生中，他出版了超过60本书，其中用英文写作的有40本，其中有7部小说，其余都是非小说文学，包括长短篇杂文；古代中国人物传记；对中国古文的翻译，如老子和孔子；中国艺术理论；中国出版史；红楼梦的参考书目；政治论文；公共演讲。很显然，他是个多面作家，只是到了1940年代，他已年逾50，渴望回到中国，他的精力分散了，写作也在衰退。但他的回归梦在1949年后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