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移民的作家
当我在曼哈顿城中游荡时，这些字句就在我脑中回响。我对自己是“祖国代言人”这个身份开始产生怀疑。渐渐地，我发现这个雄心壮志的愚蠢。
奈保尔在他的散文《两个世界》（<i>Two World</i>）中提到：区分一个作家作为一个社会人的身份，和写作者的身份，是非常必要的。他引用普鲁斯特早期作品《驳圣伯夫》（<i>Against Sainte-Beuve</i>）的段落说，写作的人已经和平常人不同了。第一眼看来，这种反对作家社会职责的说法看起来不是疯话就是假话。有多少重要作家用他们的笔推动了社会正义？又有多少被认为是人民的良心？有些甚至还要拯救一个国家的灵魂。假定的前提是，做一个好作家，你要首先是一个好人，这样作家和公民身份才能合二为一。
但若仔细想想，普鲁斯特和奈保尔的确是对的。就像索尔仁尼琴和林语堂这样本着良心的作家，都只能是因为他们写出了经典的文学作品而被自己的国民接受。他们一生的社会职责都被人忘却了；书中的东西都与他们写作的自身相分离。他的社会角色是第二位的，与他是不是作家无关。
在一些场合，我说过我要停止描写当代中国。人们总是问我，“为什么要自断后路？”或者，“干嘛跟成功过不去？”我会说，“我的心已不在那里了。”回想起来，我决定从写作中撇去当代中国，是想要放弃我曾经赋予自己的代言人身份。我必须学着独立，作为一个作家而独立。
我并不是说作家就该住在象牙塔里，只做艺术。我崇拜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在她散文《终极姿态》（<i>The Essential Gesture</i>）中写到的那些作家，他们既是作家又是社会活动者，他们的艺术能够反映当下的动态。在我32岁，开始严肃的写作之前，我从未想过要成为作家。在我大学教书的头8年，我从未在教室中用过“艺术”这个词，尽管我一直在写诗歌和小说，但我怀疑写作是不是艺术，更不用说它的价值、它的政治性、它的独立性、它对社会进程的影响。我全心同意戈迪默的说法，“作家应不仅仅是作家”，更要对他的人民负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被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在《飞翔号“纵帆船”》（<i>The Schooner Flight</i>）的句子深深打动：“要么我谁也不是，要么我是一个国家。”但是，当我继续写作，作家的终极姿态应是社会人这个说法使我迷惑。今天的文学作品对社会变革影响甚微。作家能为之奋斗的，只是一个人的声音。
直到它们渗入我的骨缝——
我成了另一个人，
孤独地游荡，
不再相信幸运
或遇见朋友。
作家为谁说话？当然不仅仅是为自己。为一个群体？为那些不肯听进去的人？毫无疑问，作家需要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与压迫、歧视、不公正相抗争，但这样的姿态只是第二位的，他要意识到自己的艺术在社会博弈中的局限性。如果他的作品并不被认为是艺术，那么就一点价值都没有了。纵观当代历史，东方与西方，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没有被文学标记的空白地方：种族灭绝，战争，政治剧变，人为的灾难。中国20世纪50年代末的“反右”运动，数百万人遭到迫害，数万知识分子被发配到穷乡僻壤，在那里死去。但从这个灾难里没有衍生出一部经典的文学著作。受害者都是中国社会上最有文化的人，幸存者也由于年纪太老，无法写出好的作品。很多被迫害的“右派”都同时是作家和社会活动者，一些人仍然在写诉状、文章、组织会议。但没有一个经典的文学作品留存，他们的痛苦会逐渐在集体回忆中淡去。这不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吗？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艺术家，能够顺应当下的社会需要，创造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把记忆保存下来。是的，保存是文学最重要的任务，它能与历史的遗忘症搏斗。在马金尼（Andrei Makine）的《我的俄国夏天之梦》（<i>Dreams of My Russian Summers</i>）中，作家思考着如何才能够保存记忆：“那些人（忙着写他们个人回忆的俄国人）不懂，历史并不需要那些数不清的小古拉格（集中营）。只要有一个被公认为经典的独立纪念碑，就足够了。”这是在说，作家不应仅仅是一名记录者，同时也要是历史经验的锻造者。
作家应通过他的艺术之路进入历史。如果他为一群人甚至一个国家服务，这服务本身应是个人的选择，而非社会强加于他的义务。他要用自己的原则，在他自愿选择的时间和空间里做这件事。不论他是何种角色，都要时刻牢记，作为作家的成功或失败都只是在纸上决定的。这才是他需要去努力的地方。
<a id="m1" href="#w1">[1]</a> 马可波罗桥（Marco Polo Bridge），也称卢沟桥。此处指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
<a id="m2" href="#w2">[2]</a> 詹姆斯·奥古斯丁·阿洛伊修斯·乔伊斯（James Augustine Aloysius Joyce，1882年2月2日～1941年1月13日），爱尔兰作家和诗人，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代表作包括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1914）、长篇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1916）、《尤利西斯》（1922）以及《芬尼根的苏醒》（1939）。
没有智慧能够像
霓虹灯和红绿灯那般闪亮，
但确实有字句能像
金钱，像黄色出租车，
像窗台上的肥鸽子一般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