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声川 生活是一出创意话剧
我想今天来到这里，除了我的戏剧经历，还有就是想告诉各位，创意是可以学的，我们应该了解到，创意是怎么跟我们的生活方式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你的生活是一回事，你可以做一个创意是另外一回事，不可能分开，它是很紧地融合在一起的，我们的生活中怎么想事情，怎么看事情，怎么看世界，直接影响到我们在创意中的态度。
那年11月初，我到了印度“菩提迦叶”去参加一个佛法的联系会。那是释迦牟尼坐在菩提树下顿悟的地方，路途非常遥远，但是是非常神圣的地方，我以前也去过，为了打发旅途时间，所以从我的书架上随便抓了一本书就上飞机了。书的开始几页就是关于一个伦敦的医生，他是作者的弟子，第一天上班五个病人就有四个人死亡，他很难过，就跑来问作者说：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做得更好？书的作者给他两个方式：一个是自他交换，一个就是坐在他旁边说故事。说到这儿，之前我和你们说的所有那些事情，嘣，一下就在我脑子里结合在一起，有点像如果我们是一个电脑的话，有很多档案储存好，不知道什么时候，在那一刹那，你可以叫它灵感，这些东西被抽取出来，然后合并到一个新的档案里去。这些本来是无关的经历。像城堡里的那幅肖像，伦敦的一次车祸，等等，这些有什么关系？但忽然变成一个很清楚的故事在我的脑子里。
回忆20多年前，我们“表演工作坊”刚开始的时候，第一部作品叫《那一夜，我们说相声》，有人说真的不知道如何形容这个戏，因为它是用相声来对相声进行记录的话剧，因为相声在台湾忽然之间死亡了。我当年刚刚从美国拿了学位回到台湾，就想做一个戏，关于我所看到的快速经济发展所造成的传统的没落，而且有时候是一夜之间，一些你曾经喜欢，或者你熟悉的东西就不见了，像北京前一些年这一点也很让人震惊，大批房子上写着拆字，就是那种感觉。当然不只是拆掉一栋房子，它拆掉多少的回忆和生活方式，说不定是永远拿不回来了，在这些失去之中我们得到了什么？而对于这些失去的一切，我们要如何面对？这个就是《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就是想借用相声的形式来说明的一件事情。
于是第二天，我就坐下来开始写，写了一大稿，一张纸写得密密麻麻，因为我当时只有那一张纸。回到台北就用电脑把它整理出来，再稍微说明一下，29页的一个大纲，通常我写剧本一个大纲大概是三到四页，大概两个小时，所以我已经知道这个戏很长。但是我觉得它非常好，后来跟学校的同事们谈，他们说做吧，只要观众可以最后搭捷运回家就可以了。当时捷运最后一班车是晚上11点钟，所以我就要控制在8个小时之内。这个就是灵感嘛！要说什么是灵感，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直接的说明，就是这么神奇！但是这个神奇中有非常多的元素是我们熟悉的，可以说所有的元素都是我们认识的，每一个灵感都可以追溯回我们的生活中，它发生在什么地方，这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说明的重点。灵感发生的时候，它不是一个神秘密码，它不是说灵感来了是阿拉伯文我看不懂，然后我来解密，不是的，它就是那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这些事情储存在各个不同的档案里，当创意来到时，各位可以称为灵感，我的“电脑”里就蹦出一个软件，它知道要抓哪些档案里面的哪些东西，把它们合并起来，成为一个新的档案。这个就是《如梦之梦》的来历，我觉得也同时说明了大部分的创作。不是这样的，各位可以想一下。
这张剧照是2005年的，一个戏叫《如梦之梦》。我要花多一点时间来谈这个戏，《如梦》是一个七个半小时的演出，观众坐在中间，戏是绕着他的四周在走，观众坐在可以旋转的椅子上，戏就是这么绕着他在走。本来2000年首演的时候是八个小时，五年之后压到了七个半小时，观众从下午两点坐进来看，四点钟会休息一次，六点钟吃晚饭，七点半又开始了，九点休息15分钟，看到十一点才结束，各位可能觉得很不可思议，这么一张票要三千多块才可以（八百块人民币）。就这样，还得提前两个月订票。这个戏是在国家剧院的舞台上演，观众也上台，因为只有在舞台上我才可以做出这么一个环形的架构，很庞大的作品，需要30多个演员，400多个角色，横跨整个从台北到欧洲到上海的长时间历史跨度。这张剧照只是让大家了解一下台湾的剧场到了什么地步，因为这张剧照，我想不管在纽约，在伦敦，或者是任何一个世界最先进的剧场，我们台湾的剧场都处于一个相当成熟的状态。
如果是这样，那个我们就开始找到方法了，它牵扯到两个问题：第一，我们的档案是怎么储存的，储存什么内容，储存在哪里，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些？我们是每天在存档案，但我们是存在哪里，怎么存，然后你存的档案跟我存的档案一样不一样？各位今天听了我一番话，你们回去存的档案都是不一样的，甚至有人今天会没有档案就走了，因为今天这场演讲对他一点意义都没有，也有可能对某些朋友来讲，今天这个档案存在一个很宝贵的柜子里，如果我们分很多层的话，它在最上层，随时可以拿出来用。这是第一个，如何存档。第二，如何抓档？我们自己这台电脑，有没有所谓创意模式来打开？在必要的时候，这些档案可以自动的集合在一起，然后提供给所要的人。
9月份，我们一家人住到这个城堡，非常华丽，很漂亮，其中一个公共的空间，像书房一样，面对着那个湖，屋里挂了一张肖像画，下面有一个铜标，上面写着某某某，法国驻意大利大使，1860～1900年，一百年前的人，我当时在那里看，就有两个小感叹：第一，我父亲也是外交官，第二我父亲也只活到40多岁。所以我只是在那里慨叹，也不是说痛哭流涕，蛮有兴趣，也没有拿笔记下来什么的。后来我们就在很典雅很漂亮的餐厅里吃饭，不过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五星级的饭店。然后我就开始幻想，我们做创意的人都会幻想，都会自动来玩一个游戏，叫做“如果”，如果刚才那位先生——就是这个城堡过去的主人，如果他不是法国驻意大利大使，而是法国驻中国的大使，在清朝末年，或者是民国初年，然后如果他疯狂地爱上了一个中国女人以后，把她带到这里，今天的重点是这个中国女人，她站在我所站的位置，看到这个湖，看到这么华丽的一种西方文明的时候，她的心里会想什么？文化冲击、文化震撼对她的意义是什么？再如果——对一个创意人来讲，他永远在问如果——如果这个女人还活着，很老，我可以访问她，她说中文，她一辈子过来就是说法文，可以跟她说中文，她会给我说什么故事？当然，这些都是我的脑子里临时玩的一些游戏。
另外还有一张关于《暗恋桃花源》的海报，也是反映我们当年台湾的创意，设计师叫刘凯，如果你收集台湾剧场或者电影海报，你会发现很多作品都是他做的，包括一系列的侯孝贤的海报，还有我刚刚提到的《童年往事》，都是他做的。但他们都是看了《暗恋桃花源》这张海报才开始找刘凯。当时因为技术的原因，没有电脑修图，他是用复印机，在复印机里面抽来抽去才做出来金士杰扭曲身体的特别效果。在台湾的平面设计师里面，这张海报到现在还是一个传奇，大家觉得这个太牛了。后来《暗恋》终于在1992年拍成电影，由林青霞主演，杜可风摄影，张树平做美术跟服装。杜可风和我是在“爱地亚”认识的好朋友，澳洲人，当时我是玩音乐的，根本就跟剧场有关，他还没有碰过摄影机，一直到后来合作。《暗恋》的电影得到非常多的奖，东京影展，柏林展，柏林展那一年李安的《喜宴》拿到金熊奖，我的《暗恋》在另外一个单元拿到最佳影片奖；在新加坡也得了很多奖。
后来我们吃完饭，到了房间，打开电视，吓一跳，那是1999年的9月21号，台湾的大地震，在法国疯狂地打电话，我家里还有一个小女儿，找不到了，完全不通，过了几个钟头终于通了，知道他们平安。但是地震真的很大，半夜两点来的，死了四千多人，我们立刻就停下来，我们的旅行、我所有的这些幻想，全都停下来了。赶紧收拾东西，快快地回去，旅程就草草结束。
《暗恋桃花源》非常成功，它的成功甚至超过《那一夜》，我想当时1986年台湾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意潮，我在剧场做我的作品，《那一夜》，《暗恋桃花源》，还有很多我的学生在做的作品。另外，像侯孝贤、杨德昌在拍电影，而且我们是互通的。有一次我们在拍戏的时候，侯孝贤就来了，没事，就坐在那边看，我没有时间给他讲完他就走；他的现场我也去过，有时候我到台中，离台北大概两个半小时车程，我自己开车，他们在那边拍戏我就去探班，带一点饮料，大家很高兴，本来打算只待半个小时，后来就看下去了，然后跟他们剧组就住下了，就是当天就住在台中，第二天演出在台中，三天就看着他们拍戏，然后才回家。就是这样子一种关系，我们到了现场就好像自己人一样，所以如果仔细研究1980年代的台湾电影，你会发现它跟剧场，尤其是表演的密切关系。不说别的，《暗恋桃花源》里面的顺子，当年顺子这个角色他的名字就叫尤安顺，他就是侯孝贤早期很多部电影里的男主角，《童年往事》里都有他。杨德昌的《恐怖分子》这部电影，三位男主角，一个是李立群，一个是金士杰，一个是顾宝明，他们也是《暗恋桃花源》的三个男主角，你说巧不巧？再对照一下拍摄时间，它是1986年拍的，也就是他看完了《暗恋桃花源》，我们是三月演出，他是在年底拍的，所以这些你说是巧合吗？我是当事人，我可以告诉你，当时完全不是巧合，杨导就是随时在我们现场出现的，他开始认识这些演员，跟他们熟悉以后，他就觉得方便了就可以请他们来拍电影。这都是些内部故事，但是你如果喜爱台湾1980年代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面的联系是很多的。
十月初，回到学校开学，因为地震的关系，开学只能延后。你们还记得我说12个人的课吗，我第一天去上课来了60个人，我说12个人来16个人，我们还可以筛选一下，来60个人怎么办？而且，什么戏他们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我的个性是你来60个人，我不会花时间一个个来甄选，然后刷掉48个，我说你们60个真的有心来学习，就都来吧。那时，我已经知道原来的构想是不行的，要改做一个角色很多的戏，但做什么还是不知道。
我想先请大家看台北国家剧院2003年5月的一张照片。各位看仔细一点，会看到观众席中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每一位观众都戴着口罩。仔细回忆一下2003年5月，SARS肆虐的时候，你们在哪里？应该是在家里。我想北京的情况应该比台北严重，但是台北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没有人，餐厅，电影院，大部分都关闭了。只有在国家剧院这么一个1500多个位置的大剧场里面，每天晚上爆满的观众来看一个戏，叫《在那遥远的星球，一粒沙》，这个戏我是编剧导演的，主演却是台湾从来不演舞台剧的一位综艺界的大姐大，张晓燕。晓燕姐带着她的班底，就是阿亮、顾学亮，还有阿雅，这些有大众魅力的明星，加上剧场界的老将金世杰、殷海珍都参加了这次的演出。开始，演出预告一出来，大约要提前三个月才能买到票，但非典突然来了怎么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最后有关单位没有让我们停演，于是我们就上去演了，观众是无条件可以退票，你觉得不安全你就不要来，我们完全把票退给你。每天我们的办公室就忙着接电话，大概一百通电话在退票，但同时也有一百通电话要买票。所以这样的一张照片令我感动，在疫情的时间里，人们还是要来看戏，这可以让大家了解台湾对剧场的热情到了什么程度。而曾经，我们没有剧场。
我们说两个方法，两个都听起来很难，但是是不是有方法，一定是，这至少已经打破了说创意不可能学这件事，我可以清楚地告诉各位：创意可以学。它难不难学？当然难了，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哪里会这么容易让你学到呢。它牵扯到档案如何储存，而这又牵扯到更严重的问题——你怎么活着？因为这牵扯到你怎么看世界，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事情不重要。每个人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所以存的档案也是不一样的，你如何存对创意有用的一些档案，这是要慢慢去讨论的问题。
在进入主题，和大家一起谈艺术和生活之前，我想先快速地和大家回顾一下，看一下我这些年在做些什么事。在这二十多年的过程中，有我自己的一些心得和想法要和大家分享。
在“菩提迦叶”那里有个舍利塔，阿育王时代盖的，玄奘的书里有记载，因为他到印度的时候有经过，现在的考古学家最重要的考据就是玄奘的这番话：所有的幸福都是绕着这个塔，用顺时针的方式绕。所以我们去了那里可以看到，在石头栏杆的背后，有川流不息的人在绕着它转，有的在念经，有的在以大礼拜的方式。我在那边写提纲的时候，也受到这个很大的影响，因为在佛法里面，围绕着神圣的物质的中心走，是对它的一种尊重，那我可不可以把神圣的物质改为观众席，观众是神圣的，我们的戏就绕着它走，这是最初的关于形式的想法，然后，每个故事开始时都出来绕场，然后开讲，故事套故事，而这个故事又跟《如梦之梦》相互关联。
演讲人／赖声川
第二年，也就是1986年3月，我们给观众的答案就是《暗恋桃花源》。20年前，一切都很简陋，简单的道具，一张病床，脸衣架，一个门，云之凡坐在一个最简单的折叠椅上，这个蛮说明我们当年的风格。如果现在你再看这出戏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差不多，《暗恋桃花源》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戏，但就是这么不简单，因为它内部的装置非常的精准，于是这个戏没有外在的华丽，却有一种内在的精致，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内在的华丽。剧照中两位主角江滨柳跟云之凡老年见面，金士杰我相信大家很熟悉这位演员，他是我们台湾最优秀的舞台剧演员，又演了很多电视剧。我老婆丁乃竺你们大概很少看到她，因为在《暗恋桃花源》之后她并没有出现过，她是属于球队里面你需要她打哪个位置，她就打哪个位置，某一次我们缺演员，她就上场，之后我们缺制作人，她就一直是我们的制作人，她就不再演戏了。丁乃竺的云之凡并没有一个广泛流传的录像，但当年在现场看过的人是非常难忘的，因为这个角色里有她的创作，最后在病房的戏，也是由她的嘴里讲出所有原始的台词。
10月5号伦敦发生一起车祸，两辆火车在伦敦市区相撞，BBC报道说温度高到可以焊铁，所以现场一片混乱。过了几星期，我在《国际论坛报》上看到了一篇不可思议的报道，说车祸的死伤数据要调整。这也没什么特别的，因为很多灾难数据都是要调整的，像南洋海啸，这些数据通常都是向上调整，但伦敦这个比较特别，它的数据是向下调整。我看了一下这个蛮有趣的，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第一，当天太混乱了，两辆火车对撞，那种情况实在是数不清楚，所以它原来报道是80多人死亡，后来要修正到60多人。但第二个原因让我看到整个人愣住了，报道说有部分人士在两辆火车被撞之后并没有受伤，然后他们出来了，就离开了现场，但也没有回家，就出国了。好几天后，家人看到他们回家，才跟警察局报告说他们回来了，他们没有死。看到那里我愣住了，甚至心里起了一种很大的伤感。我是在做创意的，我会假设一下，把自己放到这些人的位置上——如果真的来这么一场车祸，面对急救和混乱的状态，我会不会——走掉？如果我的人生是一个烂摊子，是不是可以一走了之？我觉得这些人就是这样想的，让我难过的是，就有人他能活到这种地步。我当然第一件事就是赶快打电话回家，说我没事，我想在座的各位大部分是这样的反应，可那些人反而是做相反的动作，谁都不联络，然后走掉，出国，然后就用全新的人生，过去的全部抹掉，好过瘾吗？显然不，因为后来他们又回来了，或许有一些人没有回来，就是这样子，太不可思议了！我很受触动，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在某一方面是可以说明现代文明的，它是一个比喻，在说人活到什么地步，已经活到自己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人生。后来在拍戏时碰到的演员，我跟他们说这个故事，我会问他们说，如果是你，你会走吗？大部分说不会，但在某一种绝境之中他会走掉。好，这件事同样的我没有拿笔把它记下来。
“那一夜”系列一炮而红，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每天现场的爆满和一再加演，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还有国外媒体来采访，他们也觉得这个现象太奇怪了。后来我们还出了录音带，我当年在“爱地亚”咖啡店的一个好朋友吴楚楚，后来改行做唱片公司的老板，叫飞碟唱片，他们就出了两卷实况录音带，想不到一卖就卖了一百万套，都是正版。他告诉我，很抱歉因为盗版有五倍！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数字，因为台湾当时就只有两千万人。那几年，你在台湾的大街小巷，任何时候都能听到《那一夜，我们说相声》的声音。我从头到尾都没有预料到这件事，没有期待这件事，所以当它发生的时候我也只能说这个真奇怪。下一步怎么走，反而是很难的，因为我们突然一个艺术作品好到进入了大众娱乐跟流行的场域里面去，这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这么一出戏就让民众对剧场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大家都在看着我们下一步怎么做。
后来我又看到另一篇文章，是纽约的一个医生写的，很感性的一篇文章，讲一些医生无法诊断的病症。他说现在西方文明带来越来越多的病是没有办法诊断。我吓了一跳，现在应该是科技发达，什么病症都可以有治，可文章里说，很多病人进到医院，然后是无法诊断，就是发烧，一直检查，做各种实验，排除了各种状况，70%到最后会确定找到了，他是某一种特殊的病毒性病毒，或者是艾滋病，或者是某种癌症，但还是有30%是找不到理由的，就一直发烧，医生只能确定他会一直发烧到最后死亡，然后死亡证书上写着无法诊断。这个也是我记在心中的一件事情。
演出之后产生了我们完全想不到的效果。当时我们演出希望就是寻找一个空间就可以，能有个一百多观众。我们花了七个月来做创作，想大概没什么人在乎我们这个严肃的题目，大概不是一个适合大众看的作品，尤其相声在突然之间死亡也没有人在乎。结果一演再演，观众没有看过这样的戏，也没有听过这样的相声，因为我们是假装自己回到过去，编了六个相声段子，在不同的时代，有1960年代的一段，有1940年代抗战的时候一段，五四时期，乃至于回到清朝末年……每一个时代我们编了一个符合那个时代的相声，当然是我们编的，它是伪装，看起来像是……这么一个作品以前真的没有看过，不知道要称为什么，是剧场，还是相声，还是相声剧，还是剧场相声，不知道。这个系列现在已经是我们一个相当著名的表演系列，我们后面又做了很多不同的“这一夜”，千禧夜，我们在北京也演过，乃至于我们去年做的一个新的叫做《这一夜，我们用英文说相声》，还有三位女生来说相声，其中一位台湾综艺界的大姐大，叫芳芳，她从退休的状态又回来演出，非常精彩，我们也想让这个戏到北京来演，第一次纯粹有女人来说相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