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森 心里的远方更遥远
孟京辉在牟森导演的《犀牛》扮演过“犀牛”，一只名叫“让”，爱讲哲学的犀牛，这出戏的原作者是法国的尤涅斯库，这个反传统形式戏剧的法兰西学士院院士，是荒诞派戏剧创始人。
在排《零档案》的期间，牟森希望激发演员的创造力，让他们在舞台上展示自己，不扮演任何人。这个过程无比煎熬，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演员和导演之间无法激发创作冲动，牟森认为中国缺乏这种基础，令他觉得“现在中国做实验戏剧没有任何理由自豪”。但是这个戏很空前地成功了，德国一个非常权威的戏剧评论家以为这个戏来自纽约，没想到在北京也有。
[二]
《零档案》在中国没有出演，在欧美演出一百多场，是在国外演出最多的一个中国当代戏剧。九十年代中期，牟森几乎都在国外，游走于各国的艺术节，行程忙碌。
牟森不在西藏的期间，一个叫华庆的画家朋友去找他。朋友安排华庆住在牟森的屋子里，牟森自己并不知道，直到有一天他们在西宁相遇，牟森给华庆讲他想排演契诃夫的《三姐妹》，告诉他三姐妹在军乐声中互相鼓励：“到莫斯科去！到莫斯科去！”回到拉萨，牟森看到华庆在他的房子里画了满墙的画，在那些画前，点了很多白蜡烛，藏族邻居说：“你的朋友，画了很多鸟，飞走了。”后来，牟森约了华庆在北京为《犀牛》做设计。
长城上到处都是人，《士兵的故事》的大幅扑克牌布景顺着烽火台挂下来。夜里凉，大家衣服不够，就扯下布景裹在身上。王德仁原本预备的作品是在长城上用布铺二十个十字架，黄昏时点火烧，名字是“告别二十世纪”。第二天下午，牟森遇见王德仁，抱着他的布坐在路边，问他表演了吗？王德仁结巴地说：“无，无所谓了。”
男演员川中说他很想演李尔王，磷光群剧团排演《李尔王》时，他被分配演过肯特。川中戴眼镜，文质彬彬，偏瘦，弱不禁风。一般的剧团和导演都不会把他这个样子和威严魁梧的李尔王联系在一起。
这时候，牟森的朋友温普林拍摄纪录片《大地震》，规模越搞越大，差不多成为北京全体艺术家参与的事情。温普林头一天在中央美院下令叫人，“能叫多少人叫多少人，跟所有人说啤酒管够”。全北京最好玩的各路神仙恨不能都到了。牟森也参与了进去，和蒋樾担任现场总指挥。温普林组织人用几千米的白布把长城包扎了一段，晚上，丁武在烽火台上表演摇滚。人多得超出想象，牟森和蒋樾为饿疯了的人群买来面包和榨菜，大家围着他们的饭筐，虎视眈眈，感觉随时都会扑上来抢。
牟森大吃一惊，一下子激动起来，说：“川中，你一定能演好李尔。我说如果我排《李尔王》，我就选你演李尔，而且，我会在开场就让李尔表白，自己小时候多么喜欢糖果，如何攒钱买糖果。然后再摊开地图，把国土一分为三。”因为，在《李尔王》那惨烈的故事后面，其实，有李尔一份童稚的天真。而川中恰恰就有这份童稚和天真。那一定是个独特的李尔王。
当牟森回顾往事，他觉得1988年，北京的艺术氛围好得不能再好。牟森导演的《士兵的故事》，在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小剧场演出了5场，瑞士大使馆专门为此举办了一次招待酒会。演出完，牟森跟着艺术家朋友张大力认识了行为艺术家王德仁，他让牟森第一次知道了行为艺术大师约瑟夫·波伊斯。
“我那些年的戏剧创作：如《彼岸·关于彼岸的汉语语法讨论》、《零档案》、《与艾滋有关》、《红鲱鱼》等，是真的先锋戏剧。是从我的角度认可的、做得非常好的、做得非常纯粹的、到今天也没有人可以比的先锋戏剧，是中国戏剧史怎么绕都绕不过去的作品。在1990年代初期，是我把中国的当代戏剧拉到西方的环境里——它不像体育，不是比赛，是大家共同交流，我很骄傲，我承认与否，它们在当时都是代表了中国的当代戏剧。”
几个月之后，牟森回到北京，穿着在西藏话剧团借的老羊皮袄，带回四个牦牛角，不知道自己将要干什么，喝很多的酒。这些生活的细节，对于他日后所谓的“先锋戏剧”之路，并不重要，而且外人看来如同林中迷途，走偏的道路。但是，在大部分时刻，人的经历正是由无数背离的、汇合的和平行的事件织成一张不断增长、错综复杂的网。
1997年，牟森第一次拿到国内演出许可证，在长安娱乐中心，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电影院，演出马原的《倾诉》，那一场戏演了七场，观众寥寥，牟森自己也感到非常不满意，他决定让自己停下来。
女演员富田三千代的回答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她人近中年，娃娃脸，个子不高，身体胖鼓鼓的，标准的家庭主妇形象。但是，富田说她最想扮演田纳西-威廉斯《欲望号街车》的女主角布兰奇。在通常的想象中，布兰奇是神经质的金发美妇人。电影版是费雯丽演的，在东京的戏剧舞台上，布兰奇则由栗原小卷扮演。
各种理论与思潮在80年代天花乱坠，“先锋”是其中最闪亮的头衔。牟森出道时以“蛙实验剧团”亮相，排出来的戏剧有人激动地叫好，有人嘀咕说看不懂，自然而然地，他被冠上先锋戏剧导演的称号。至今，牟森一直在挣扎于“先锋”这个绳套，他从来否定“先锋”这个词，“先锋，我的理解永远是排头兵，永远在前面，但你这个座标相对于什么呢？是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我愿意把我的坐标点放在一个交叉的和网络状的环境，我喜欢这个世界性的环境，可能不一定只是在戏剧环境本身。”
牟森感到很奇怪，问富田为什么想扮演布兰奇，因为这与所有的剧团经验都相违。富田说：“我觉得布兰奇是个有梦想的女人，我也是个有梦想的女人。所以，我能演好她。”
坊间流传过这样的一个段子：《犀牛》的舞台上布置着各种荡来荡去的绳套，意即绞索。“让”在舞台上狂吼乱跳，质疑生命的意义，结果，孟京辉一不小心，脑袋钻进了一个绳套，孟京辉当然是说不出台词来了，他开始挣扎，但是越挣扎观众越鼓掌……先锋戏剧研究者们认为这个舞台小事故极具隐喻和象征意义。
富田的回答让牟森对戏剧和表演的本质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和体会，永世难忘，他走过去和富田紧紧拥抱了一会。他觉得富田三千代女士给了他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次体验，视之为命运给与的礼物，对她永远充满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