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堂法学课
我再次见到赵晓力，是2008年初的寒冬。他的办公室在清华明理楼的顶层，房间不大，但是单独一间。一台电脑，一个办公桌，沿墙一排书架。他仍是喜欢抽烟，一根接一根。
2005年，赵晓力在一篇《无形的学院》的文章中回忆读书小组。他说，“学术并不是大家跌跌撞撞摸到一起来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真正的原因。现在，小组的成员已经星散，或者又在其他的地方另行集结起来，大家也久已不读福柯。如果非说小组是什么，那么我宁愿小组是一个友爱共同体。我们在那里接受了相互之间的教育，并学会了自我教育。”
在北大的那堂课已经过去四年，但这才是我和他第一次真正的对话。2005年，我曾经因为一件小事打电话采访他，只言片语几分钟就说完了。电话里传来小孩的哭声，那时我才知道他结婚了。这次，我们坐在烟雾里，聊了五个小时，忘了午饭。和课堂相比，赵晓力在办公室滔滔不绝，与我之前对他的印象天壤之别。
这是20世纪90年代晚期。在大学之外，已经有人开始质问，读书有什么用？但悖论是，当你没有读书时，你永远无法知道读书有没有用。在读书小组，热情疯涨。吴增定回忆说，李猛经常在食堂里排队买饭时，旁若无人地跟他讨论哲学，声音大得满饭堂的人都听得见，他只好唯唯诺诺，说你说得对。
那场关于北大改革的争论，刺激了赵晓力的出走，同时也让他第一次开始认真的思考大学和教育。而在此之前，在我们的课堂上，他觉得自己对学生没有义务感──他只对那2.4%的，和他类似的学生负有义务。
有一次，就北大改革方案，学校找青年教室座谈。赵晓力在会上跳出来了，他觉得不可忍受。他问设计方案的经济学家：“你是研究制度经济学的，我们都知道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那你知不知道北大的非正式制度？你是搞博弈论的，而这场博弈的后果就是，你会把无书不读的人和不读书的人同时给排除。”
那是2002年，赵晓力在北大已经当了三年的老师。在给02级大一新生上法学原理课时，赵晓力安排了五个文本。《1984》《审判》《局外人》《云》《苏格拉底的申辩》。但那并不是“法律与文学”的学术研究，他只是觉得这些书的内容非常有意思。
但这些都发生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在课堂上，我们继续阅读理想国。当初冬到来时，我们开始阅读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赵晓力几乎从不把他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的一切在课堂上告诉我们。第二年，我毕业离开学校。听说赵晓力去了清华，而原因──在学生中广为流传的原因，据称是因为职称问题。
在北大未名BBS上，我看到一个学生发的帖子。她回忆赵晓力讲他喜欢的张五常、科斯和哈耶克的文章。“有美国的同学在校友录上留言说，看见赵晓力在街上走。我脑子里立刻浮现出来的，是他背着法学院发的黑包，低着头，步伐坚定地走在通向北大西门的那条路上。和他打招呼，他目光不太集中，似点非点地动一下头。”
也许我们看到的，仍然是投在墙上的影子。
有段时间，李猛去了香港三个月。那时他们正在一起读德里兹的《福柯》。那三个月，剩下的人感到很艰难。赵晓力说，从知识储备和思想能力上面，我们都比不了他。碰到读不懂的时候，我们只有面面相觑。
但在清华，赵晓力遇到了执教以来最失败的一堂课。他没有找到那2.4%的学生，一个学期下来，所有学生毫无反应。“你不知道他们听进去没有，或者有没有在听？”他猛吸了一口烟接着说，“那一年我非常沮丧。”到这堂课的期末考试时，他迟到了考场，因此得了一个处分，沮丧到了极点。
那时，苏力<a id="w1" href="#m1"><sup>[1]</sup></a>还不是博导。他常常下课后饭也不吃，跑到赵晓力他们的宿舍聊天谈学术。在法学楼，他们不顾路人侧目，只要碰见就开始严肃的讨论。有一次，赵晓力要借一本巴泽尔的《产权的经济分析》，但图书馆的书被借走了。在借书卡上，他看见了李猛的名字和学号，找到社会学系的四十六楼宿舍。后来，他们和其他朋友组成了另外一个读福柯的小组。
赵晓力意识到，学生已经发生了变化。当老师的，总是潜意识认为底下的学生和自己当初一样，但20世纪80、90年代，直至现在，学生一直在变，老师的教育方式却几乎从未改变。他们很难去想象现在的学生到底在想什么，反过来，每当学生偶尔问及赵晓力的学生生活时，他总说，和你说了也没用，因为你没法想象，而且想象的东西总是差距很大。
天气好的时候，周三下午总是有阳光射进教室。朝南的那两排座位，随着季节变换，占座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从秋天读到了冬天。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的对话，赵晓力一行一行地朗读。有时候累了，就让学生主动举手来读。
那一年，我记得在《理想国》第七卷读完之后，赵晓力停下来，下课铃声已经响起。他仍旧慢吞吞地说，“这场对话是在当天晚上最黑暗的时间里进行的，仿佛对话者在洞穴里一样，但他们讨论的却是最光明的东西。对话在这里达到了顶峰。”随后，他让我们回去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个走出洞穴的人，最后又回到了洞穴？
三
五
“是北大这个无与伦比的地方使这些成为可能。”他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