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堂法学课
我第一次听说赵晓力，以为他仍是个学生。法学院广为流传的，总是说他如何疯狂读书，专注于学术，像个走路都在思考哲学的人。我们从未碰见过──也许真的碰见过，但我脑子里立着一个“高大严肃”的形象。
我无法想象像读机械工程课本一样，去读《理想国》。什么时候具体读哪一卷，在开学之初就已经定下。剩下的，就是按部就班。我想起赵晓力以前在课堂上那一瞥犀利的眼神，那是一种探寻。如果其中两三个学生理解得快，他就讲得快。现在，他得按照事先定好的课程设置，一步一步缓慢前行。
二
这当然并非清华和北大之间的区别。有许多人经常谈论中国的大学教育，但却很少有人在实践中去尝试。这两年，甘阳<a id="w2" href="#m2"><sup>[2]</sup></a>在清华试验了两个学期的通识教育课程，赵晓力是助教。在北大时，他其实很少思考这些问题。但在清华，一旦接受这种现实，就得努力去做出一些建设性的实践。
这是一种全新的课程体验。我习惯在人满为患的教室，听老师一个人在讲台上的独奏。习惯不停在笔记本上重复老师在黑板上的板书。当然，我还习惯守着一本法学教材，它总能清晰明了地告诉我，一种逻辑推理，或者是死记硬背的知识。突然，我无意中选了这堂课，像闯进了隐藏在北大校园里的一个陌生的角落。有可能，许多人都不曾知道。
这当然和20世纪80年代已经不同了，但读书和思考仍在继续。读书甚至不再像本科那样一个人进行，读书成为几个人，或者更多人的事情。在北大，赵晓力很容易找到了其他的读书人。他和强世功、郑戈，还有当时是学术个体户的邓正来成立了一个读书小组。读得最长时间的是韦伯。
中国的大学正在进入民主化。扩招，继而是20%的适龄人口升学率。但学费昂贵，却导致大学招考的基数在减少。一增，一减，“今天的大学生已经沦为平庸。”当然，也有少数有天份的学生，但那并不是因为教育所致，天份使然。在经历了北大改革、清华失败的一堂课之后，赵晓力开始认真反思教育。他作出了“大学民主化”这个判断，然后开始尝试在教育方式上进行改变。
摄/康钦
“我们不能再依赖所谓的启发式教学。就像北大那堂课，教和学是脱节的，你希望他去图书馆，自我学习。精英教育就是这样。但现在，我们要转向大众教育。”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另一个时代开始。社会科学大规模进入中国，其中最强劲的是经济学。赵晓力到了北大。在未名湖，他看见校卫队穿着老式的警察制服，骑着三轮摩托车狂奔，真是不可思议，那是在南京永远见不到的。第二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北大成立。他们花了三天时间，举办了十四个讲座，感觉像刷新了一代学术。
我们在烟雾弥漫的小办公室聊到下午两点。这仍是一个令他很激动的话题。有时，我不免感到一阵失望，因为“平庸”这现实。我也大约能看出，相对于北大时期，现在的赵晓力更接近“老师”的身份和状态。但我总希望，他应该是“导师”——至少，对于那2.4%的人来说──如果他们还存在的话。
我总是被这犀利所击中。在《理想国》第一卷，这本书的最初几段，我用铅笔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注解。因为害怕和赵晓力的眼光对视，我总是埋头记录下他说的一切。有时，我甚至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仅仅是机械地跟着课堂的进度，艰难而无力地快速翻书。
六
那是一间小教室，但是选这堂课的学生更少，根本用不着占座。但如果迟到，你就得坐到第一排。我们总是在试图拉开和老师的距离，喜欢往后靠。赵晓力说话声音不大，很少抑扬顿挫，平心静气的。有时候觉得他仿佛只在对一个人讲话，可能是你，或者我。轻言细语，内容却严肃得要命。他从书本上偶一抬头的瞬间，眼光犀利地瞟过教室，然后似乎了然于胸地继续读书。
时隔四年之后，我再次坐到了赵晓力的课堂上。我从国贸坐地铁，到了五道口，步行至清华大学法学院明理楼。有点像怀旧，背包里仍装着《理想国》，自从毕业后我再没翻过它。
“那现在怎么上课？”我问他。
在南京大学，学校的文化氛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知识界万马齐喑，但1980年代的积累还在——在图书馆。大学毕业之前，赵晓力读完了图书馆里《读书》的所有过刊。还有许多被翻得破破烂烂的书，如果一本书被翻烂了，你总有好奇心去看一看。这四年，更像是自我教育。大学是文化传承所在，但现在它中断了，图书馆终究是死的。
“如果学生有上中下之分，我现在讲课，针对的是中间那部分人。因为最好的那部分学生，2.4%，很可能已经没有了。”
赵晓力倒不再是学生，但当老师却没多久。在北大，他念了六年的研究生和博士。1999年，他正式在法学院执教。距离他高考，刚好十年，他是在南京大学念的法律本科，那是1989年，划时代的一年。
在那堂失败的法学课，赵晓力等了一个学期，也没有等到一个标杆式的学生冒出来。在第二年，他开始转变教育方式，重点强调课堂，对课程进行流程化管理——倒有点像清华擅长的工科教育模式。教和学，必须同时在课堂完成。书仍是要读的，但他开始在课堂上布置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