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梦想，但梦想什么？
许多在中国的外国观察家有一个简单的推理：一个国家如果开始了市场经济，那么在这个市场经济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必然会成为民主运动的主力。
这个过程里面，我每次都觉得不安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在城市里面的人太容易，太想当然了。我不知道，那种想出来的愿望，很多人说这是志气，但我很怀疑，这是志气吗？还是是一个错误的幻觉？他有很多的寄望，但是将要破裂，或者发现自己完成不了的时候，还是那个东西吗？我在珠三角碰到好多女工，带着很多理想来到深圳，来到东莞，收入比在农村的时候好多了，可是她天天看到的是什么？东莞是个很变态的地方，全国五星级酒店最密集的地方可能就是东莞，天天看到很多老板出入，吃、喝，昂贵的消费，然后自己拿这样的薪水，这就是外面的世界吗？打完工回去吗？还是留下来？留下来又怎么样？
一
有那么多那么多的问题，我真不知道。我们做媒体的应该去反省，大众传媒那么均质化地散布在全国，我们传递出的讯息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给了他们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观和希望，而这样的世界观和希望会对他们形成什么，我真的不敢讲。
我们呼唤年轻人，年轻人出来了，但他们也说不出新东西，唯一标榜的就是年轻。
以前看外国电影很困难，张艺谋还在当学生的时候，一帮人凑到友谊宾馆，开了一个小房间，几个香港朋友带录像带上来给他们看，哦，原来这是安东尼奥尼啊。现在我们到街上随便一个小摊贩说不定都有一套安东尼奥尼，我有什么不自由？你说我言论不自由，我天天在网上骂人骂得很快乐啊，那你们干嘛批评我们？你们外国干嘛批评我们不自由？
这是对上一个时代的反叛，这个反叛很奇怪，一方面看起来很强悍，年轻人会上街示威，但与此同时，这和我开始所描述的那种“我不想工作”，又有点相互的关联，就是说我不愿意像上一代人所说的那样努力念书，努力工作，好像看起来很消极，但是同时，这是对整个社会运作逻辑的质疑，就是说“为什么人一定要工作吗？人一定要念书念得很好，然后有很体面的工作，赚取很好的生活吗？”我拒绝去找一份很稳当的工作，是因为我想有更多的时间骑脚踏车，这难道是错的吗？我赚够了一笔钱，也不想买房子，我只想到哪里去玩一个月，把钱花光回来再说，这难道一定是不对的吗？这样的对以前社会运作逻辑的根本的怀疑，我觉得在港台两地都出现了。
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截然不同。对他们来讲，这是没有必要的。我为什么不满意？你刚刚出了iPhone我有钱我也买得到，什么外国产品我都有，有钱我买真货，没钱我买假货。
看大陆，大陆现在好像是在重复前十年、二十年台湾香港走过的路，但又有点不一样。毕竟这个社会是同步运行的，所以大陆的年轻人，80后，90后，也会出现那种刚刚我们在台港两地所谈到的现象，他们是混杂的，一方面觉得前面是有希望的，我能够做很多事情，但是他也会觉得，我也可以活得很有原则，我可以有别的生活方式。
事实上今天中国这一代年轻人和20世纪60～70年代成长起来的人非常不一样。回想一下20世纪60～70年代，那时社会资讯很不流通，物资很匮乏，而当时的中国还在一个从全能型的国家慢慢转变的阶段。在那个时代，要买东西是很困难的，买一个外国商品你可能需要去友谊商城，还需要外汇券，你要看外国的资讯是很复杂的，听外国的流行歌曲甚至是一种政治冒险。那时候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会天然地感到自己身上的所有限制，是和这个政权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对政府的怀疑、不满甚至批判是天然的。
<a id="m1" href="#w1">[1]</a> 乌里希·贝克（1944～），德国社会学家，慕尼黑大学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提出“第二现代”的观念，力图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开辟出“第二现条道路”。著有《风险社会》、《生态启蒙》、《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等。
文/梁文道
整体来讲我觉得比较难描述和归纳大陆这一代，其实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都很难归纳大陆的各个方面应该走一个什么样的道路，比如改革开放头10年，1980年“文化热”，中国大陆的文化界用十年时间消化掉从弗洛伊德到马克思·韦伯，一直到后现代100年的东西，我觉得今天中国大陆的年轻人也是一样，用短短几年把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几代间经历过的想法、潮流，一下子消化起来，是很混杂的，很难做简单的判断。
我觉得大家忽略了几个原因。看“西藏事件”引起的反应就知道，当时很多外国人很惊讶，为什么这些年轻人——特别是到海外留学的那批——会那么愤怒，那么爱国？我一些在外国教书的朋友说，20世纪80年代出来的留学生和现在的完全不一样，以前的留学生刚出来没多久，就对中国政府有一大堆批评和怀疑，为什么现在这代的年轻人反而那么爱国呢？
比如说我刚刚讲过，大陆的年轻人处在一个似乎未来是充满希望的、很光明的心态，但同时也有很多这样的人，想要过不同的生活，而这个不同的生活是要有不同的社会环境去体现，去承载的。所以现在很难讲，它到底往更保守的方向，还是更激进的方向发展，现在还很难判断。
这是一个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今天看来已经过时甚至已经破产。它是说一个国家只要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它的政治结构也必然会变得民主，变成所谓“西方的自由、民主”，如果用这么简单的历史观来看中国，那么你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就会成为下一波政治改革运动的急先锋。我对这个说法非常怀疑。
这很有趣，因为我常常在反省一个事情，我在凤凰卫视做电视节目，这是一个很古怪的媒体，在北京也不是每家都能够看得到，但是可能在某些学校、某些小区、某些酒店是能看到的。有的农村也是能够看到凤凰卫视的，所以有时候我会收到农村的年轻人寄给我的信，我看那些信的时候，心情会很复杂。为什么呢？他们会跟我说，我迟早会离开农村，我要出来看看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仿佛我、凤凰卫视，以及所有的电视媒体、主流媒体，一天到晚都在向农村播送，告诉他们外面是什么样的一个花花世界，那边有什么样的好东西，给它一个梦想，使他有那种越强烈的我要出来闯、我要出来干一番事业、我要出来见见世面的感觉。看看我们的报纸，中国的贫富差距那么大，城乡对比那么悬殊，可是大家看到的媒体报道都是相同的，今年圣诞节什么酒店有什么大餐，今年的春装怎么样……你跟一个年收入1000多人民币的家庭的年轻人说米兰的春装，他怎么去解读这个信息？很难怪他们都要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