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里的战争

面罩盖上，麻醉师大叫：“睁眼睛！睁眼睛！”

8点50，妈妈脸色苍白地坐在8楼手术室门外，手术室里，长安变得沉默了。

“天价药到底是谁的错？卫生部也没给个说法。这是政府的责任。”

他的头右侧用紫药水画了个半圆，脑门儿上还有一道，胸前贴着心电探测仪的电极。墙上的观片灯上放着他的脑部T1扫描图。

“让不满18岁的女儿代签，为什么不反过来告她欺诈？”李勇杰说，“现在是黑暗的时候也得摸着干。”

因为不习惯在口罩里呼吸，我觉得有点闷。手术室是无菌的，我们必须像进了宝藏山洞的阿拉丁一样小心，不能碰触任何消过毒的东西。

长安浓密坚硬的黑发被剃掉了，他坐在床边上，说他不紧张：“我就想这次给治好了，让我妈放心。”

“他们不理我们！”

医生们在描述易于判断的失常脑电波时，会说：“看，这个很漂亮。”长安的脑电波属于“漂亮”的，而他的大脑异常部位“很好”——因为位于大脑内部的海马是管记忆力的，切了一边，另一边可以代偿，掩盖它的右侧颞叶，没有什么重要功能区，切除了不会对身体各项功能有影响。妈妈和长安喜欢复述这些乐观的词汇，给自己安慰。

“咱们得跟医保协商。”

他们只敢偷偷地设想一下治愈后的生活：长安可能可以找一份正规的工作，也许做个正规工人，可以自己出去玩，重新交朋友了。

不久前一个手术病人让她差一个月满18岁的女儿代签了手术协议书，结果医院被告上法庭。

主刀的是蔡立新大夫和张晓华大夫。个子高大的蔡立新曾经在日本和美国工作过，举止有一种懒洋洋的警觉和不容置疑的确定性，护士们都叫他“阿蔡”。

在回顾了本周手术病人情况后，医院医保处马副主任开始给大家汇报最近的形势。

麻醉师和长安闲聊体重的时候，蔡大夫问长安：“你要上杂志了是吧？”回过头来，他问摄影师的相机是什么牌子的，多少钱。蔡大夫话很多，很好奇。

墙上的一块白板上写满了下周的手术日程安排。年轻的脑外科医生们围着长桌子坐着，漂亮的护士们坐在外围。会议室里有一种轻松的、同志般的气氛。

李勇杰说：“医保是咱们的上级啊？同级啊？敌人啊？去年医保还剩余，省这钱干嘛啊？我看它这楼盖得挺漂亮！这钱得给老百姓用啊！”

8点，长安被推出病房。他躺在床上老抬头，好像想要站起来。忽然大声说：“老头子呢？老头子怎么不来送我？”

大家都在揣测应该怎么办——复杂的手术当然需要很多药物，很难解释清楚哪些可以报，哪些不能。如果医生开了可报销的药，到医保那里不给报销，医院就得承担损失，就会扣整个科室的分。

老头子是他在病房交的新朋友。长安他还是害怕。

北京市医疗保险部门也开出了新条件，越来越多的项目不让报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