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

外出务工使得农村的年轻人走光了。在中国的农村，在田里犁地、收割的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男女，他们留下来种田，照顾那些还在念书的年幼子女。外来人口带回家的钱，已经成为了中国农村积累财富的主要渠道。但挣钱并不是人们外出务工的唯一原因。根据一些调查，外来人口把“了解世界”、“完善自我”和“学习新的技能”放到与挣钱同样重要的位置上。在许多个案中，驱使外来人口离开家乡的原因，并不是赤贫，而是没有事情可以做。耕地面积不大，父母就能轻松打理；附近的城镇没有多少工作机会。“在家没什么活可干，我就出来了。”

四

在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敏还在不停回忆自己第一次去人才市场的情景，她仔细地想着那些细节，仿佛那是一个自己无法诠释的梦境。那是2004年2月一个礼拜天的早上，从佳荣电子辞工后，她来到这个人才市场，在那里逗留了4个小时。她很紧张，什么都没带。她所有的求职策略用4个字就能概括：要求不高。她参加了6个单位招聘办事员的面试。办事员要打字、接电话、填表、给文件归档、接待客人以及倒茶。在办公室的等级制度中，办事员位于最底层。“你不要找一个要求太高的企业，”她后来说。“那会录不取的，很快你就失去了信心。”

在一家名叫怡东电子（音译）的企业摊位前，招聘人员要敏拿出简历来。她根本就没想到还要准备简历。那个女人让她在一张申请表上写下自己的工作经历。敏甚至连笔都没带，于是那个女人借给她一支笔。然后，那个女人微笑地看着她。“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她对着我微笑。大概正是这个微笑吧。”敏一遍遍地回到那一天，想解开她转运的秘密。

那个女人让她去工厂参加下一轮的面试，但敏嫌那个地方太远，所以没去。但在怡东电子的总部，一个名叫李鹏杰（音译）的经理正在看简历，在看到敏的简历时，他停住了。他注意到这个姑娘的字写得很漂亮。

2003年春节的时候贵敏回到家里，走的时候带上了敏。敏还有一个学期才毕业，但是她想省下学费，直接去找工作。离开老家让她激动不已；之前她从来没有坐过火车或者看到过工厂。“我想早点离开，学一些东西，看看世界，”她说。

在东莞，贵敏在便宜的旅社为她租了一间房，还帮她在一家日本人开的生产液晶显示器的厂子里找了一份工作。敏在那儿干了一个月就走了。她从来没有在一个人都不认识的地方呆过，她觉得太孤独，实在难以忍受。她回到那家旅社，在另一家工厂找到一份工作，但没去干。她姐姐提出继续给她付房租，但敏觉得自己成了姐姐的一个负担。在一个公交车站，她看到一张招聘小广告，是一家电子产品工厂招生产线的质检员。她按照广告上的电话打过去（许多广告都是假的，骗那些外来务工人员的钱），接电话的人把工厂的地址告诉敏。她坐了三个小时的汽车，才抵达位于东莞东南部的佳荣电子厂，在那里她独自过了艰苦的一年。

在进入工厂的那一刻，她就意识到这个地方比她离开的那家日本工厂还要差。但走回头路已经来不及了，而且她也不想再让姐姐帮忙。她已经习惯了独立生活——其实这样更好。

对于造就他们这种生活的迁移，外出打工的人用一个简单的词来形容，那就是“出去”。“在家没什么活可干，我就出来了。”外出务工人员的故事，都是这样开始的。

城市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安逸的生活。他们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却只得到微薄的薪酬——经常比官方的最低工资标准还要低，每个月只挣50美元到80美元。而工作时间也经常超过法定的每周49小时。你要是受伤、生病或者怀孕的话，就只能靠自己了。地方政府对于保护工人的利益方面并不积极；他们的工作就是让企业主高兴，因为这可以带来更多的投资和税收。这些外出打工人员绝不会默默忍受。从家里出来到工厂工作，是他们从未做过的最艰难的事情，也是一次冒险。促使他们留在城市的，不是害怕，而是出于人的尊严：太早回家等于承认失败。出去并且留下来，是为了改变命运。

在中国的传统里，字写得好是人受过良好教育的标志。好的书法代表着优雅和文学成就；书法甚至能显露出一个人性格当中一些被隐藏起来的缺点。李鹏杰脑子里的想法其实很实际：他需要一个文书能记录工厂那些设备的档案，那些档案都是手写。在一家为手机生产连接器和背后照明的工厂里，这种古老的技巧至关重要。

李鹏杰给敏的堂哥打手机——那会儿她还没有自己的手机，要求她过去进行面试，那次面试进行了3个小时。

一开始，她的电脑考试没及格。李鹏杰对她说：“其他姑娘都比你更懂电脑。”

接下来，他问敏的工作履历。

那些外出找工作的人，都是农村的主力军。与那些被他们撇在后面的人相比，他们更年轻，受过更好的教育，有着更大的企图心。城里人叫他们“流动人口”——这有着“流民”的意味，但大多数外出找工作的人与某个已经知道一些门道的亲戚或者同乡一起离开家的时候，心里都有明确的工作目标。今天，大多数的外出务工人员原本就不是来自农田——他们来自学校，农事在他们眼中是父母做的事情。

外出务工是经济改革的意外后果。在1958年，中国政府建立了户籍制度，每个人不是属于农村户口就是城市户口。城市居民得到分配的工作、住房、粮票和其他一些生活必需品；而不享受这些特权的农村居民，只得被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

在70年代末， 改革允许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把部分收获的农产品拿到市场上销售，而不用全部交给国家。农业产出迅速提高。一时间，粮食在全国各地的市场都能买到，农村居民第一次可以自力更生地在城市生活下来。1984年的一个政府决议中，允许农民进集镇落户；迁移不再是一种犯罪行为。迁移的速度加快了，在1990年之前，中国有600万外出务工人员，其中许多人都流向了沿海地区急速发展的工厂和城市。

今天，中国有1.3亿外出务工人员。在工厂、餐馆、建筑工地、电梯操作、快递服务、保洁、保姆、废品收集、理发店以及情色场所，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来自农村的移民。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移民已经占了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在中国南部的一些工厂城市里，那些移民为中国外向型经济的生产线提供了动力。他们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移民规模，比欧洲在100年的时间里移民到美国的总人数还要多出3倍。

但政府对于移民现状的认识仍然滞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城市里的外出务工人员不得不躲开警察；那些没有暂住证的人要是被抓住，不是被罚款就是遣送回家。终于，中国的内阁——国务院在2003年的时候颁发了一份综合性文件，指出外来人口是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力量。这份文件禁止就业歧视，主张改善外来人口的工作条件及其子女的教育问题。在农村的砖墙上，出现了肯定外出务工的标语：出去务工，回来发展家乡；劳力流出去，财富流回来。